凡人列传

作者:李 愚    来源:原创稿

  刘瑞英:“一条老命换3个小孩的命,很值!”

  刘瑞英,女,生于1962年,福建省南平市人,南平市文体路环卫队队长。

  2010年3月23日上午7时20分,刘瑞英正在南平实验小学对面的路边打扫。突然,她看到一个身高约1.7米、穿着灰色上衣的男子,抓住一个小女孩的书包不放。“我还以为是父亲在门口教训孩子,没想到他竟然从背后掏出一把长刀!”接下来发生了骇人的一幕:男子手持长刀直接往女孩脖子上抹去,女孩当场倒下。男子接着抓住身边的—个学生,用刀狂捅。看到这残忍的—幕,刘瑞英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一时吓得不敢动弹。

  “我看到还有学生从坡下上来,想喊他们快跑,嘴张得老大,就是喊不出声!”

  刘瑞英忘记了害怕,她用手上的扫把当武器,冲上前去,将扫把调过头来,用木棍对着那个像屠夫一样的凶手。

  她身后是3个刚来上学的孩子。刘瑞英一边和凶手对峙,一边护着孩子往后退。这是现实版的“老鹰捉小鸡”,此时的刘瑞英就像老母鸡护雏一样,张开双臂,护卫着身后的3个孩子。

  凶手不断挥动着手中的刀子,几次试图冲上来,都被刘瑞英用大扫把挡开。那一刻,这道看似羸弱的屏障,就是人间真正意义上的铜墙铁壁。事实证明,正是刘瑞英的这一举动,让疯狂杀人的郑民生停住了手,给学生们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

  由于太紧张,用力过猛,刘瑞英的脸上被扫把的竹刺划出十几道血痕。她说自己当时非常害怕,怕凶手拿着刀冲过来。“我的腿都在抖,上下牙齿在打战。”刘瑞英说,当时连死都想到了。“他手里有刀,要是真的冲过来,我肯定死了。”“他离我就两米多远,手里拿着刀,他要刺死我我也没办法了,反正我不让开。”

  在那千钧——发之际,这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48岁女人,突然想得很坦然:“我都快50岁了,—条老命换3个小孩的命,很值。”

  僵持了几分钟后,几个晨练的人围了—上来,合力把凶手郑民生制伏。此时的刘瑞英气急了,“我用扫把拼命地敲打他的头。”

  看着孩子们被送走,刘瑞英重新拿起扫把,把剩下的路段扫干净,这才回家。“我是队长,当然要以身作则了。”

  耿志兰:“别叫俺孩子,叫俺姑娘吧!”

  耿志兰,女,生于1998年,山东省禹城市人。

  禹城市西大桥下,两米多高的桥墩旁有一堵废弃的砖墙。靠着这堵墙,其余三面用废弃的广告牌、塑料布一围,这块四五平方米大的地方就成了耿志兰一家四口的“蜗居”之地。

  12岁的耿志兰每天拉着9岁的弟弟,白天卖破烂,晚上捡野菜,破烂是钱,野菜是饭。耿志兰要担起的不只是姐弟俩的生活,还有父母的生存——父亲耿向福去年在建筑工地上摔成腰椎骨折,瘫痪至今;母亲有精神障碍,口中整日喃喃自语,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52岁的耿向福是禹城市房寺镇九圣堂村人,小时候被人抱养到滕州市。养父母去世后,他带着妻儿回到老家,但没有居所,无处落脚。耿向福随后到禹城市一处建筑工地打工,并租了一间平房把家人安顿进去。2009年10月,耿向福不慎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成腰椎骨折,无钱治疗的他一直瘫痪至今。同年底,耿家人租住的房子拆迁。由于没钱租楼房,他们建起了现在的“家”。耿向福说,自从他无法干重活后,全家的生活就只能靠耿志兰姐弟俩捡破烂来维持。

  “最多的时候一天捡的破烂能卖二十几块,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块。”“不辛苦,不辛苦,俺很乐观的。”“别叫俺孩子,叫俺姑娘吧。”“俺上过半学期学,俺能说好多成语呢。”耿志:兰说。

  她从三轮车上翻出一个小包,掏出一本《伊索寓言》,随便打开一页,迎着桥下微弱的光线,教弟弟念着她能认出的字。读到不认识的字就用“什么”代替,不长的句子中“什么”出现了好几次。她说:“俺只有这一本书,是小朋友送给俺的。别看就这一本,它可是俺的宝贝!”

  看到同龄·的孩子去上学,“姑娘”耿志兰很羡慕:“俺好多回都梦见在读书呢!”她希望自己能像以前一样在课堂上读书。“弟弟从未进过课堂,好想带他去上学。”冷风劲吹下,姐弟俩的手脸被冻得通红……

  孙东林:“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

  孙东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  自2004年起,一直在中国华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天津东丽分公司务工。

  2010年2月9日,为抢在大雪封路前赶回老家给农民工发工钱,武汉建筑商孙水林连夜从天津驾车回家。10日凌晨零时许,南兰高速河南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由于路面结冰发生特大车祸,20多辆车追尾,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孙水林一家五口不幸遇难。

  “哥哥在北京和天津都有工程。”弟弟孙东林说,“2月9日,哥哥从北京赶到天津,嫂子和3个儿女都暂住在天津。”晚饭后,孙水林来到弟弟家。原本打算隔天再走的孙水林上网查看天气预报时发现,从天津回武汉的沿途即将出现雨雪天气,若降雪太大高速公路可能封闭,他当即决定连夜驾车回家。

  春节前一个月,工地已陆续停工,孙水林已基本结清工钱,就差老家几十名工友的尾款约30万元。晚上7时许,他拿着要账要来的11万元加上从弟弟手里借来的15万元,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连夜启程,经京沪高速直奔武汉。

  10日下午,孙东林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仍未到家。他接连拨打100多遍手机,仍无人接听。预感情况不妙的他开车正路,风雪中沿途苦寻。路上他接到老乡的电话:哥哥的手机在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

  11日凌晨,孙东林赶到兰考县公安局,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医院太平间。“一个老人问我找的是不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和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的预感越来越强烈。看到他们时我当即就晕倒了。”

  “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替哥哥把工钱送到工人手里。”在民警的指引下,孙东林找到哥哥已被撞烂的轿车,他发现26万元现金完好无损地放在后备箱下放备用胎的地方。“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孙东林动身往家赶。

  12日上午,他赶回武汉老家。哥哥意外离世,账单多已不在,孙东林不知道该给每位工友发多少钱。他让工人们凭良心领钱:“大家说差多少,我就给多少。”孙东林给60多位工友发了33.6万元——除哥哥留下的26万元,他自己掏了6.6万元,再加上母亲的1万元养老钱。

  王保田:“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爱?”

  王保田,男,生于1967年,安徽省阜南县人。

  43岁的王保田在北京承包了某单位的物业工作,月薪2000块。妻子在某大厦当保洁员,月薪800块。夫妻俩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6平方米的单人房里。读高中的一双儿女与爷爷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

  2009年11月4日,儿子王鑫在学校上厕所时突然晕倒,被诊断为急性脑出血,刚推进手术室,呼吸和心跳就停止了。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上,王保田听医生说要“准备后事”了,他立即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

  不料,等着他的却是一个远超过他想象的复杂的捐献之旅。转入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输液后,王鑫“死而复生”,似乎恢复了呼吸和心跳,脸红扑扑的。王鑫并不能被界定为死亡,但医生同时暗示:“已无抢救希望。”

  这期间,王保田成了主治医生和广东省红—卜字会间的电话转接员,光打给深圳红十字会负责人高敏的电话费就高达400块。耗时一个月零两天,完成繁复的“规定动作”后,医生宣布王鑫“无抢救价值”。王保田夫妇终于得以与深圳红十字会签署器官捐献协议,无偿捐献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

  维持救治期间,王家在北京借的4万块、在老家借的4万块和王鑫的,学校捐的3万多块已全部花光,还欠医院2万多块。捐献实现后,王保田拒绝“照惯例勾销欠费”,他坚持“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还”。从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整个中国不过130例,像王家这样自己举债要捐器官的绝无仅有。

  火化、埋葬儿子后,王保田向北京的朋友借的1万块还剩2700块。他揣着这些钱去医院准备还账,在电梯间钱被偷走。抢救儿子的32天里,王保田没哭过,但这次他止不住掉眼泪。他说:“我不是为儿子哭,也不是为自己的钱财哭,我为这个世界担忧一——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