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作者:李诚    来源:《周末报》2010年12月28日
  一个18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

  1936年,齐邦媛12岁,张大飞18岁——那年,他们第一次见面。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关内。1934年,齐邦媛的父亲申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笔拨款,在北平(今北京)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两年后,中山中学迁至首都南京郊外的板桥镇。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家乡沦陷,亲人离散,无家可归。每到星期天,许多孩子就被齐邦媛的哥哥(当时也在中山中学读书)带到宁海路的家中吃饭。张大飞是其中的一个。齐邦媛印象中,张大飞很少说话,静静地坐着。“吃饭时,母亲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1937年的大年初二,张大飞和齐邦媛哥哥回家。那天下了雪,很冷,屋里生了火。在母亲的问起下,张大飞开始说起自己的身世:他的父亲,是“满洲国”成立之初的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接济且放走不少抗日的地下同志,被日本人浇上油漆,活活烧死。一家八口四散而逃,他和弟弟妹妹连夜逃亡营口,投奔姑姑,并进了当地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在教会的影响下,他开始信奉基督教。在“满洲国”,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他又一个人逃到北平,考进食宿费用全免的中山中学,这才有了安身之所。

  齐邦媛永远记得那个夜晚——一个18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从此,张大飞经常去齐邦媛家。有一次,他带来一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说那是他惟一的依靠。直到多年之后,齐邦媛才明白,为什么他落寞中,总有一种和平和宁静。

  南京的生活,是短暂的宁静。一天中午,齐邦媛和哥哥,还有他的几个同学去爬附近的小山。“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那一刻,齐邦媛永远记住了他眼中的温情和关怀。

  《圣经》扉页上有一句话:“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两人的再次见面,已经是1937年10月。南京遭到轰炸,齐邦媛和家人乘船撤往汉口。在船上,齐邦媛母亲旧症复发,到汉口下船时已经昏迷,被送往医院抢救。祸不单行,齐邦媛的妹妹也吐泻不止,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两天后,瘦骨嶙峋的妹妹身体变得冰冷……13岁的齐邦媛,见到妹妹被一床白色的毯子包着送出,恐惧而又忧伤地去母亲的病房,正碰上医生对她舅舅说:“准备一下吧,希望不大。”齐邦媛就站在病房门口,听着舅舅的呼唤,寒冷、孤单、惊恐,一齐袭上心头。

  这时,她突然看见张大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齐邦媛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他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

  那是一本全新的《圣经》,扉页上有一段话,其中一句让齐邦媛深感温暖——“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母亲最终转危为安。

  同年12月,父亲来到武汉,那是齐邦媛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他说:“我们真的国破家亡了。”战局异常惨烈,国军节节败退,国土接连沦丧。很快,武汉危急,齐邦媛一家又转往湖南的湘乡。两个月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第一句便问母亲的“身体如何?”他还说起参军的原因:报效国家,为父亲复仇。此后,齐邦媛一家辗转桂林、贵州,最后在“陪都”重庆安顿下来。

  齐邦媛和张大飞的通信一直没断,两人几乎无话不谈,诗词、理想、人生……从张大飞信中,齐邦媛得知他投军后,以优良成绩入选空军军官学校12期,毕业后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1941年,他被派往美国受训,第二年回国,加入由十四航空队组成的中美混合大队,这支驻扎在云南、由美国人陈纳德指挥的空军部队,便是让日军闻之胆寒的“飞虎队”。张大飞写给齐邦媛的信,都是浅蓝色的航空信纸,装在浅蓝色的信封里。信封上,有很多“奇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南下——那些地点,是飞虎队驻防之地。

  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1943年4月的重庆。19岁的南开中学高三学生齐邦媛正在准备报考大学。一天黄昏,一个小女孩跑来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等你。“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多年以后,齐邦媛禁不住喟叹:“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那年夏天,齐邦媛考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人还没住进宿舍,张大飞的信已经到了。

  大学时光,情愫萌生。同样浅蓝色的航空信纸,内容却多了一分牵挂。一次“落地”(平安归来),张大飞难掩相思,写道:“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但两人宛如生活在两个世界。齐邦媛这边,生活虽然艰苦,却弦歌不歇;而张大飞那边,每天都面临血淋淋的宣誓,每次出任务,都在生死线上徘徊。

  最坏的结果,在胜利前夕到来。

  1945年6月,离日军投降还有两个月。月初,齐邦媛收到了一封哥哥的来信,两页纸。信中说,张大飞在 5月18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

  齐邦媛的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张大飞牺牲后,航空队寄来一个很大的包裹,用美军的帆布袋装着,里面是齐邦媛写给张大飞的一百多封信。

  哥哥的信中,还附有一封信,是张大飞写给哥哥的诀别信。

  至今,这封信的字字句句,都烙在齐邦媛心上: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那天看到她自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暑假,齐邦媛回到重庆家中。

  她面对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母亲也难于分辨她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

  两天后,她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周□□敬上。”

  山河破碎,抗日军兴。即便是最平凡普通的情感,一经烙上战火的印记,也会变得慷慨悲壮。

  如果,它是爱情呢?

  那是张大飞的地勤同事。

  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白色的信纸。是齐邦媛在南开高二时写的信,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有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人们,才真正体会这意味着什么。那天,重庆陷入狂欢,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跑上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盛大的火炬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胜利之夜,齐邦媛却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度过。那天过后,齐邦媛郑重地把两人所有的来信都包在一起,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没想到第二年,在一次迁移中,这些信却不慎遗失,这成了齐邦媛心中永远的痛。

  在那年11月,齐邦媛成为一名基督徒——她经过长期思考后,决定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张大飞。此后齐邦媛的一生,成了那个时代颠沛流离的缩影。国共内战期间,她去了台湾,在大学里任教,嫁人生子。

  岁月流逝,她成了知名的学者。再之后……齐邦媛的故事,似乎到这就可以结束了。但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天意。1999年5月,齐邦媛去南京,偶然在地图上看到,南京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她让出租车师傅带自己过去看看。56年后,在这片肃穆的墓园里,她和张大飞再次重逢。只不过,往日那个拥她入怀的英俊青年,如今却成了黑色大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那天,阳光灿烂,齐邦媛站在石碑旁拍照留念,无限温馨。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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