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光

作者:北 岛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月28日
  1957年冬,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后,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时,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我头戴栽绒棉帽,护耳翘起,像个七品县官。我一个转学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1965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整整半个世纪了。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当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从猪眼中看,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涌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我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他又瘦又高,肤色黎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嗤嗤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

  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海外漂泊多年,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2001年冬,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专程去看望董老师,她已满头银发,腿脚不便,终日卧床不起。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最后她喃喃说:“嗨,走吧,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我想,她责怪的是时间。

  去年年底,我和母亲在香港九龙塘一家上海餐厅吃午饭,母亲无意中说到董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愣住,不禁泪流满面。

  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董老师负责监考。教室里静得可怕,除了刷刷书写声,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我舒了口气,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

  在改错字一栏有“极积”两字,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又滑了过去。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她拍了拍我的课桌,转身对大家说:“同学们,别粗心,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显然,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肯定没错,便提前交了考卷。

  因为“极积”,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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