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最是文人不自由

作者:萧潇    来源:《传记文学》

  叶公超出身书香世家。他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曾是着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英国他得到罗素的赏识,还与着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并首次把艾略特的作品引入中国。

  那时北大英才云集,但叶公超凭着剑桥硕士的文凭,昂首步入英文系。这一年,他才22岁。下面的学生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这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梁遇春学习起来玩命,废名逃课也很拼命。

  叶公超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英文了得,但中文底子没打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胡适赞他:“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就是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但闻一多却戏谑他为“二毛子”。叶虽不以为忤,内心却大受刺激,对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一变,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他上课时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加之一口流利的英文,学生听得耳朵都长了,下课后还不愿离去。特别是那些纯情女生,个个如痴如醉,恨不得即刻以身相许。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叶公超脾气坏,尤爱讽刺挖苦人:“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他教钱钟书时,也是这派头。他挖苦钱钟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

  叶公超的才子脾气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出名。他名士派头很足,有时路上学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却隔着大马路大呼学生的名字。他考试评分非常严,令人提心吊胆。有个学生有点小才气,比较狂傲,在阅“莎士比亚”这门课的试卷时,叫—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尽管他的试卷答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叶就是只给他58分。那学生去找他,想请他多加两分。叶见之,明知其意图,却只是很热情地给学生煮咖啡,和他兴高采烈地谈国家大事。谈了足足两小时,就是不给他讨分数的机会,哪怕几秒钟。学生无奈,  以为没戏,只好怅然离去。叶见他欲走,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钟时,却追上去和学生握手,主动说给他把分加上去,但同时提条件说“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

  叶公超偏爱述而不作,不立文字。他参与了《新月》杂志的编辑,最后三四期,因文稿匮乏,他只好自己动笔,刊出的几乎全是他的文字。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等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季羡林也在其中。有一次季的散文《年》受到叶的垂青,获得发表,这下把他美得不得了,紧接着又写了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期望也得到叶的首肯。可没料到,叶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季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鲁迅与新月派一向势同水火。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发表了万字长文《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他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儿”——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的。这种由衷的揄扬,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都十分恼火:“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不以为然,强调:“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上的成就。”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的最后一章《评论鲁迅》,他还说想把当年的《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叶公超原本无心仕途,甚至反对文字议政。但1940年的一天,他突然离开昆明赴香港,  自此从中国文坛消失了。

  原来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信件穿山越水,飞到了叶公超手上,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入目。叔父在信中,焦急地说了上海的事态,他担心姨太太潘某贪婪撒赖,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设法保全毛公鼎。他强调:“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他星夜兼程。果不其然,潘某向日本宪兵队告了密。日本人立刻派兵把叶宅包围得严严实实。在叶宅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腾了大半天后,连鼎的影子也没找着,气急败坏之际,便以“间谍罪”的罪名把叶公超抛进大牢,又不分昼夜,对叶公超先后7次提审,2次鞭刑、水刑,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守口如瓶。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他没能就死。

  情势渐缓之后,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赝晶缴上去,以蒙敌听。当他形容憔悴地走出牢房时,已然被整整关押了49天。翌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毛公鼎运出大陆,终于使这一珍稀国宝一度脱离了虎狼之区。

  口冠这一打,没把他的性命打掉,反把他对政治的兴趣给“打”出来了。经此生死风波,他心态一变,决意应承友人的延揽,辞教从政,自此涉入外交界。叶公超在清华园与友人谈及蒋介石时对其并无好感,那时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这个曾对政治不屑一顾的人,这个因剑桥背景和语言天资而有些恃才傲物的人,一踏入政界,竟能凭借纯正的牛津口音、叼着烟斗的英国绅士派头,驰骋外交战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这让在瓷盘上作画的叶公超赢得了“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

  蒋政权败退孤岛后,惊魂未定,前路未卜,正是在叶公超手里,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对蒋政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保证,为台湾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叶公超也因此成为蒋介石时期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任“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也成为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赏识。他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恰在此时,在北京有人问留英多年的朱光潜:“中国谁的英文最好?”朱想了想,说:“可能还是叶公超。”

  叶公超的英文确乎已到了令人连嫉妒之心都没有的地步。他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语”与世界各国政要觥筹交错,可谓意气风发。他熟读《孙子兵法》,并将其灵活自如地运用在外交上,十分有效。

  不管叶公超的外交才能如何,还是改变不了台湾“外交部”逐步沦为“断交部”,以致像“王小二过年”一样的凄惨局面。蒙古于1946年元旦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对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屈辱,他更是刻骨铭心。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时,叶公超为扩大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入会。蒋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大使’?”嗣后,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述职”。叶公超不知内幕,连办公桌都没有整理,只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他原指望三日即归。谁知“总统”将其召回,却不召见。安理会复会日期转眼将至,他急于返美。但到第三天他才被冷淡地告知:另有安排,不必再回美国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行就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宾馆绕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自此他被禁止出境长达16年。

  被逐出政坛后,叶公超的生活日趋沉闷。1962年春天,他应英千里、梁实秋等的邀请,到台大、师大兼任教授。他在台大外语系开的“现代英美诗选”是选修课,时间安排得并不好,可是第一天听课者就将教室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场面之热烈前所未有。3月13日下午,还没到两点钟,教室就已爆满,听课的很多是旁系的学生,他们特来一睹他的风采。在学生的翘首企盼中,他准时出现,依然是风度翩翩,如同出席记者招待会或演讲会。他没带任何讲稿,天马行空,首先问大家中国诗的起源,然后一直讲到英美现代诗,讲到狄金森、艾略特等代表人物,如数家珍。

  自离开联大,20多年过去了,此番重上讲台,叶公超也不由得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有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地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新闻媒体报道叶公超任教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当局不高兴,结果他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迫永远离开了讲台。昔日的风流倜傥也一扫而空,老态毕显。

  在最后的20年,他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虚衔,实则无“政”可“务”。他自嘲说:“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被困之中,他的后20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对好友梁实秋说:“好怒而写竹,喜则绘兰,闲来狩猎,感而赋诗。”

  他喜欢画竹,所画雪竹尤富“不胜故国山河之感”。友人向他求画,他在画上的题字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此时,叶公超已不再“以骂会友”,而是“以画会友”,他和张大干、台静农都是好友。

  叶公超的书画作品曾两度在香港展出,一时轰动香江,可惜两度他都未能躬逢其盛。他晚年时,书房中挂的是他指定何怀硕画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蒋介石辞世后,叶公超的日子稍显宽松,还被继任的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但他依旧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与亲人团聚。“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浩叹。

  直到1977年12月,有人向蒋经国建议让叶公超出去走走,蒋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那熟悉的土地。在最后的时光,他时常在医院走廊上散步,愁眉苦脸,动辄要哭。他指着家中的一幅《烟波江上一翁》说:“这老头就是我。”

  1981年中秋之际,叶公超异常想念家人,但他们都远在美国。中秋夜,他兴致勃勃地挥毫书写苏东坡的《赤壁赋》。11月17日,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寄来的黄褐色纯毛背心和消化饼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语。次日晚,叶公超在病榻上对记者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不到两天,他就走了。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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