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二十四道拐

作者:毛继强    来源:

  从老家贵州晴隆莲城南行不到两公里,就是中外驰名的二十四道拐,一段弯道连环、沙石铺面、坡度不缓、满是沧桑的国家历史文物公路。

  每每提起二十四道拐,一种异常复杂的感受就涌上心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是赤足踏着二十四道拐走过来的。

  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晴隆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好赶上了那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我刻骨铭心地记得,当年晴隆许多人家不仅衣食不足,连生活燃料都买不起。那时滇黔铁路尚未开通,晴隆便是内地到云南边疆的运输大通道。时逢越战,为援越抗美,二十四道拐上通行的大多是满载军火的军用车,很少看到地方车辆,县屑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居民的生活用煤,大都是经二十四道拐往西十余里地,到一处叫小寨的煤窑,人背马驮来的。

  晴隆莲城海拔1400多米,是典型的高寒山城,冬季西北风翻卷着纷飞的毛毛雨,凉得透骨,冷得出奇,烧煤取暖便是当时我们晴隆人唯一的抗寒方式。每到冬季,煤驮子便在水塘街一侧的莲花池前一字摆开,马夫们一个个面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在凛冽的寒风中口叼叶子烟杆,瑟瑟地等候着买家。尽管冷得够戗,马夫们还是希望冬季长些再长些,天气冷些更冷些。那时一驮煤重2阗斤左右,买卖双方经一阵讨价还价,二到三元便成交。一户人家每个月至少需四驮到五驮,要烧去十几元钱。当时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月收入也就是四五十元,要养活全家八九口人,仅燃料开支就要占家庭全部月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实在不是个小数。

  经济条件好的人家烧煤尚且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那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家,就只有望煤兴叹了。我就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当年父母是缄乡结合部的农民。那时,为了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伐,农民们开辟的一条条谋生之道,均被当做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家里根本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收入,仅靠三分自留地种点小菜,换回一家八口人的盐巴和灯油钱。至于生活用煤,只好全家老小不时到小寨煤窑靠人力运来。我九岁那年,便与长我三岁的哥哥一起,开始隔三差五徒步二十四道拐,去小寨煤窑抬煤炭了。

  那时或许因为无啥可偷而夜不闭户,无啥可捡而路不拾遗,社会治安无比好。我们弟兄俩虽然年纪很小,但出门一点都不怕。只因个头瘦小,加上整日饥肠辘辘,所以浑身乏力,一次抬煤也就四五十斤,还常常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步履蹒跚,磕磕绊绊,回程十多里路要走七八个小时。一趟下来,疲惫不堪,双肩破皮,两脚起泡,渗着淡淡的咸水,火辣辣的,晚上难以入睡。我每次负重来到二十四道拐底下,仰望着相对高差大约四百米的半关(当地人对二十四道拐的称呼)坡顶,总是满脸的愁云,无尽的哀叹,还有喋喋不休的抱怨:抱怨弯越拐越多,坡越爬越陡,路越走越远,肚子越来越饿,煤越来越沉,总觉得半关坡老爬不到顶,二十四道拐老走不到头。

  便宜买老马,上坡真无法。看到我们弟兄两人磨破的肩膀和稚嫩的身躯,父母自然疼在心里。为了把我俩从抬煤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家里东拼西借凑了 60元钱,从乡下买回一匹很便宜的老马,由我们哥俩赶着运煤。当年谁家买了一匹马,犹如今天谁家买了一辆车一样兴奋。但我们兴奋得太早,这匹马不但老得掉牙,而且腿跛眼瞎,如同今天买了一辆报废车。我们原以为有了它,便可万事大吉、轻松无比了,殊不知赶着它,比人挑肩扛还费力。前往煤窑时放空,哥哥牵着走,我骑着它,还挺得意。回程负重爬二十四道拐,为了抄近道早点到家,我们就顺着弯道一侧的羊肠马道前行。前边,我奋力地牵着马缰向前挣;后面,哥哥搂着马屁股拼命往上推。每趟耗尽吃奶的力气爬到半关坡顶,已是日落时分。一次爬到中途,老马一蹄踩空,连同煤驮子侧翻下近20米高的山崖,就此结束了它不幸的一生,而家里因买它而背负的债务还远没有还清。翻崖一刻,如不是及时丢下手中的缰绳,我绝对随之被带下崖去。多少年后,老马坠崖的情形仍不时地再现于我的梦境,把我一次次惊醒。

  老马虽已坠崖,可日子还得继续,炉灶还需冒烟。为此,我们又扛起了抬煤的扁担。就这样,我们在二十四道拐走过了一个个秋去冬来,爬过了一轮轮寒来暑往。后来,我赶上了高考的末班车,好歹也算考上了个学校,持续多年沿二十四道拐担煤回家的历史才就此画上了句号。

  往事不堪回首,但审视走过的人生路,哪里有什么平坦大道,又何止二十四道拐。也许曾经的经历只是想给我一点启示:人生如拐,世事如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