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可笑”之人

　　传统京剧舞台上，皇帝发威，说一句“推出午门斩了”，无论多大的官，立刻人头落地——当然只是把“犯官”押往后台，然后刽子手回来，让皇上验验刀而已。

　　这只是艺人们想当然：第一，午门不是杀人场，元明清三代的京师刑场是交道口或菜市口，两处都远离紫禁城。第二，皇上也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帝制时代也是有“王法”的。

　　有这么一件事可以证明。同治十三年（1874），有个官居“甘肃乌鲁木齐提督”的满洲官员成禄，因在任上“诬良为逆”，枉杀无辜民众数百人，还虚报战功，说是打了胜仗；结果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革职拿问、押解进京。

　　有司最初议为“斩立决”，但因军机大臣讲情，改为“斩监候”——也就是由“死刑立即执行”改为“秋后问斩”。这一“监”一“候”，就有了很大的转圜余地。京师盛传这是同治皇帝的意思，其实消息并不准确。

　　监察御史吴可读是甘肃兰州人，早就从同乡那里听说成禄暴行，如今又风闻皇上有意偏袒，立即上疏力争，不免有些言辞过激，说：“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

　　同治皇帝被激怒，面谕刑部：“必杀此獠！”（獠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蔑称；吴可读先世为浙江人，后徙居兰州）——自古言官无死罪，两宫太后也认为御史不可杀；可年轻的皇上下了“必杀令”，太后也无可奈何！

　　按照清代律条，凡死罪，须经三法司“全堂画供”。三法司即刑部（相当于司法部或公安部）、都察院（监察机构）和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这三个部门有十几位“堂官”（即部长、副部长级高官），要全部画押同意，一个都不能少。

　　据说此次是醇亲王出面替皇上出气，写了请斩吴可读的奏稿，让堂官们签字画押。众堂官虽知不合法度，怎奈皇帝的权威、醇亲王的面子，于是一一画了押；唯独到了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这里，他坚决不肯提笔！他的理由是：“闻风入奏”是御史的职责，哪怕有出入，也不能“科以重罪”。

　　有一人不画押，即不能定谳。十三位画了押的堂官极力劝说王家璧，舌战十几天，竟不能奏效。最终只好将吴的死罪改为夺官降级，王家璧这才画押认可——同治皇帝当然很不高兴，但没有办法，因为有制度在那里。

　　一个王家璧，一个吴可读，都是不知变通的可笑之人！然而我佩服他们：因为无论做人还是做官，与时俱进固然重要，但总还应该有一点坚守不变的东西。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当然，前提是还要有一个连皇帝也不得不遵守的制度做保障。

　　不避权贵、直言敢谏，以天下为己任，为国是而献身，至少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没有这种献身精神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去嘲笑他。

　　至少我读史至此，面对这两位“历史垃圾堆”里的“可笑”人物，想嘲弄两句，却说不出一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