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有恩于人,记住有恩于我

作者:风雅颂    来源:《中国青年》2012年第1期

  着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与着名舞蹈家资华筠同是全国政协委员,因常在一起开会而相熟悉。2002年春季的一天,同时参加政协会议的孙冶方听说资华筠是着名学者陈翰笙的学生,就对她说:“你的老师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并且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我很感谢他。”

  资华筠将孙冶方的话告诉了陈翰笙,以为老师一定会为此而自豪。谁知老师却说:“不记得了。”

  资华筠以为老人年事太高,记忆模糊了,就半是提醒半是嗔怪地说:“人家大经济学家称您是引路人,您倒把人家忘记了。”

  陈老十分认真地回答:“我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怕重犯。至于做对的事情,那是自然的,应该的,记不得那么多了。孙冶方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没有什么功劳。”

  孙冶方——一个一生永远也不忘记曾对自己有恩,或者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帮助的人,这是一种常存感恩之心知恩图报的仁人君子的胸怀!

  陈翰笙——一个只记得自己做过的错事,而不记得对别人的帮助和有恩于他人的人,这是一种可与古之圣贤比肩可称为贤之大者的胸怀!

  半个多世纪前,在着名作家钱钟书夫妇与着名作家、记者萧乾之间,也发生了一件关于施恩与感恩、记恩与忘恩的小事。

  1936年,萧乾在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曾经编辑发表了杨绛的一篇作品。等到发稿费时萧乾才得知,杨绛已经随丈夫钱钟书去英国深造去了。对这笔发不出的稿费,按照报社的惯例应当先将这笔钱存留,待到作者回国之后再发。可是出于对作者负责的心理,萧乾没有采取这样省事的做法,他自作主张地将稿费兑换成外汇,悉数寄往了英国。此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事。

  47年后,也就是1983年秋天,萧乾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定居。一次,他偶然听说钱钟书夫妇就住在相距不远的南沙沟,于是就抽空前去拜访这两位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

  让萧乾有些意外的是,钱钟书开门后见到是萧乾前来,竟然躬下身子热情相迎,甚至还喜出望外地对里屋的杨绛说:“恩人来了!”这时,杨绛也迎了出来,夫妇二人你端茶我倒水,好不殷勤。这一番热情的礼遇倒让萧乾很纳闷,可当着两位文坛泰斗的面,他也没敢多问,只是寒暄几句就走了。此后,两家开始了走动。钱钟书夫妇也经常到萧乾家串门,并总以“恩人”相称,萧乾仍不明就里。

  有一天,萧乾在钱家与钱钟书小酌时,终于忍不住了,他借着一点酒力问道:“先生德高望重,与我也未曾有亏,为何总称我为恩人?”

  钱钟书脱口说道:“你还记得47年前,曾经给杨绎寄过稿费吗?那时正是我俩在英国最困难的日子,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哪。”

  萧乾怔怔地想了半天,才记起当年的那件小事。他万万没想到,时隔半个世纪了,这位大学者依然将它铭记在心,念念不忘。他不禁感动地说:“原来如此!我对每个作者都是一视同仁,为他们服务只是我的本分而已呀!”

  钱钟书却坚持地说道:“只要是帮助他人的事,分内分外又有何差别?我还是应该感激呀!”

  一个对自己做过的帮助人的善举全然忘却,忘了自己有恩于人;一个对别人的帮助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仍时时铭记,心怀感恩乃至终生难忘,记住别人有恩于我——萧乾的“忘却”与钱钟书的“记住”尽管表面上意思相反,但却折射出一种同样可贵而高尚的人格与美德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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