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笔舐犊

作者:顾城    来源:中国文化出版社《顾城文选·卷三·与光同往》

  她在车窗上用手指画了一下,就不禁笑了,果然有层薄尘。她一笔一笔画下去,敲着让他看。深秋的刮风天,两道车窗都关得严严的。

  “票在上衣口袋里”“吃东西”“晚上冷”“中途别下车”“常喝水”——下边写满了,就踮起脚,使劲儿地写在上边:“第一次出门,请帮助!”她点着字,指着他,再向坐在他两边的人做手势,表情幅度很大,无声地说着,也不管那些瞄她一眼的人古怪的神情。终于列车即将启动,她焦急起来,在自己左胸前画方块,挤在边角写:“地址”,他明白这是第好多次地告诉他地址在他的左上口袋里。他点头,她还不依,要他拿出来给她看,他拿出展开,又让她清楚地看着他平整地放了回去。火车启动了,她的手臂举得高得惊人,写“回来”,“来”的最后一笔,一下拉长了。

  他看着她快步走起来,在棕色的人群里,她花白的头发微微起伏。

  站台一晃就过去了,他知道她会站在尽头,任凭黄昏到来。

  几道灰墙过去,依旧灿烂的阳光就洒到了大片的田野上;火车里“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陡然响起,让他冷不丁感到了一种锐利。这是他小时候老唱的歌,因为家里的唱片老唱,妈妈也老唱。妈妈乌黑的头发闪亮,穿白色的连衣裙,把他托起又放下,她喜欢这支歌。后来“文革”了,不时地他还听她哼起。

  他跟着妈妈过过很多种生活,火车、卡车、牛车,连手推独轮车都坐过,吱吱嘎嘎的独轮车是妈妈推的,堤坝、田埂都走过。有妈妈在,就没有苦。

  现在歌儿“解放”了,却是再没有听妈妈唱过了。

  这次出行很奇怪,他订了一张票就忘了,吃饭时敲门声“咚咚”响,问票到底要还是不要,莫不是嫌贵?一看时间,离开车也就两个小时了,赶紧放下碗,将手提箱倒空,装了衣服用具,提上就走;妈妈紧急中也抓了一大包东西,也走。他上电车,她也上电车,他上地铁,她也上地铁,到他上火车,就不让她上了。

  在地铁上有半小时的时间,她算准了一般,把他的箱子在车厢里当众打开,将自己大包中的东西一样样地往里放,同时说明着,提醒着,警告着:这件衣服早上穿,这件晚上穿,这件睡觉穿;风大穿这件,下雨穿这件。地址就是那时放进他的上衣口袋的,特意不和车票放一个口袋,为的是拿车票时不会被顺带出来。她把手绢放进他衣摆口袋时,发觉这两个口袋是空的,于是就往里装常用药,装一样解释一样,板蓝根做什么什么,黄连素做什么什么,直装到他的左右两个口袋吹气一样地鼓起来,一动就晃得像个章鱼。箱子里的药就更多了,她是情急之下把家里的一抽屉药全扣进了她的大布包的。“消炎片要不要带?还是带上吧,不过吃的时候一定要问医生啊!”“伤湿止痛膏也带上,万一哪里扭了,就帮上大忙啦!”

  地铁车厢竟相当空,要是人挤人不知妈妈该怎么办。妈妈忙着说着,为了让妈妈说话声音不必太大,他就蹲在妈妈旁边。妈妈于是不时伸手理下他的头发,说头发是要梳的,就用她放在箱子内拉链里的木梳梳;洗头的时候,一定要将洗发膏冲净,洗发膏放在箱子的左下角了,和肥皂、手纸一起;肥皂不要老用,手纸家里的两卷全带上,要记住及时买……说着说着,又插入一声不轻的惊叫,居然忘了带水果刀,水果有农药,一定要削皮吃,必须赶快买一个,不要买太锋利的,可别割了手;说着又想到云南白药不在抽屉里,也忘了带了;走得这么急,妈妈终于怨起他订票也不说一声来。他在家里是任性的,到了外边脸上就一热一热,车上的人上上下下,有的居然哈哈大笑起来,她也不怵,转转头对人家也笑:“他是这样的嘛,还没自己出过门呢!”

  姐姐倒是老离家,已经成外地人了。一回他跟妈妈一起送姐姐,妈妈对站在车门边的列车员,柔声细语地讲起姐姐的各种病症来,神经不好怕吵呵,胃痉挛呵,尿频呵,又说不是天生的,实在是因为生活太艰苦,工作起来又太努力了……说得姐姐面色发青。妈妈就开导说:“有病嘛,就老老实实说嘛;不说列车员阿姨怎么帮助你。”其实“列车员阿姨”看去并不比姐姐大几岁。火车临开的时候,妈妈忽然发现了忘了交给姐姐的饼干,拿着就向正在拉关的车门扔去,大叫:“路上吃,好消化!”饼干被车门正正地拦腰截住,妈妈便在站台上追着车门喊起话来……
  她年轻时不是这样的,因为不肯开口问路,以致错过了进入考场的时间;她后几天投考的三个大学都取了她,那是因为她干脆前一天就找到考场,然后在边上的车站或是长椅上将那一夜硬度过去的。她那时刚满16岁,比他现在还小呢,只身从县城到上海考学。

  大学她是拿奖学金上的,解放军解放了大学,就不承认奖学金了,要求有生活困难的学生申请助学金;她开不了这个口,就干脆精神一振参军去了。

  参军第一次长途行军,她将绑腿打得很紧,生怕走远路会散开。大步行进没很久,腿就勒得疼了,她咬着牙一步步落地,也不肯开口请求掉队松一下绑腿。后来脚在鞋里也肿了,最后竟一声呻吟昏死过去。卫生员想剪她的绑腿都下不了剪子。

  后来她就有了许多病,到终于决心拿着全休假条请假时,领导不待她开口便向她报喜,说她已光荣获准参加“四清”工作队了。

  到了陕西大山里她全心全力工作,却不料晕倒在井台上;她最后一刻的坚持让她没有倒到井里,而水桶是整个地掉进去了。

  不知怎么到了儿女上,她就全换了一个人。

  现在妈妈已在几百里之外了,边上都是笑过他的人,他已小心地同他们说了话,好几个人都讲起了他们的母亲。

  睡觉的时候他想:西安是要停车的——那是妈妈在山里时,世代农民最为向往的城市。她昏倒后给抬到了公社,最后送到了县城,她说那个时候想,要是能住在西安的医院里就好了,床单和墙还有医生,就应该是白的了。

  灯光刺眼,一晃而过,又一个不停的车站,一切随即又沉进黑暗中不停歇的节奏里;风掠荒山,千里万里,枕巾上干净的气息安慰着他,那是妈妈后来又打开箱子放进去嘱咐他随时用的。

  上下铺的人都换了,茶几上只剩下了他的水杯。水杯也是妈妈给的,一个喝空了蜂蜜的瓶子,盖着金属盖儿,套着玻璃丝套儿,套儿是姐姐回家时编的。

  一线晨光,山在迷蒙中缓缓转动,这不是妈妈当年的山,她“四清”的山要往北许许多多……

  两个孩子,站在清晨沉寂的山石上;每个清晨和黄昏,都会有这样的孩子,这样地站着,看列车婉转行进……

  车一震,他略略一动,还没有准备起,一道阳光让窗子闪亮,他就呆在那里——那些字,依旧笔笔清楚,最后写着:回来。

  已是两千里风霜,他在想,它是怎么过来的那么多的山,那么长的夜……湿润的山林,字也晶亮晶亮的,伸手还不能擦掉……远远的是嘉陵江了,他看见了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又踏上站台的时候,是另一个黄昏,他走过自己的车窗——一笔一笔妈妈写的字,都是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