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福的儿科医生
郭迪，中国儿童保健学奠基人和儿童行为发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享年102岁。他对奉献毕生的事业——儿科医生这样描述：“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2012年6月25日的上海有位老人去世了。102岁。期颐之寿，世称“人瑞”，寻常人家是要当作喜事来办的。只是，当社会各界向这位长寿老人告别时，在场的人们却无不热泪滚滚……
有没有一个人，八十年如一日地呵护、研究着中国儿童？
有没有一种学说， 超前四十年指导中国儿童茁壮成长？
无论学术还是人品，这位老人都堪称时代巅峰。
他，就是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奠基者——郭迪。
最幸福的医生
熟悉郭迪的年轻人不多。但年轻人的家长却无不熟悉一张“性命交关”的表格：“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
1个月：寻找声音。2个月：应答性发声。3个月：俯卧抬头。5个月：抓悬挂物。6个月：独坐30秒。7个月：捡起方木。11个月：用杯喝水。1岁：独自站立。1岁半：控制便便。2岁：说出姓名。2岁半：用筷子吃饭……
无数为人父母者对这张表格不陌生。它之所以被称作“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是因为参照以上这张表格，父母就可以明白孩子所有的啼哭、表情和动作意味着什么。它不过一张A4纸那么大，却破译了婴幼世界的牙牙之谜。通常，它只流转在怀抱婴幼儿的父母手中，不想，在2008年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中，它异彩夺目，扭转乾坤：为监测三聚氰胺奶粉中毒致病的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是否异常，必须有一张操作简捷、数据准确，标准权威的“一卡通”，但急切之间，到哪里寻找、又哪里来得及制作这样的“神通卡”呢？
幸亏，有人提及：上海。郭氏卡！
卫生部闻讯立即向上海方面紧急调集了数百万张的“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火速分发到相关地区的妇幼保健院，为无数焦虑中的家长释疑解惑，为“疑似致病”儿童及时做出了科学的筛查和客观评估。
这张卡的发明人就是郭迪。事后，当无数来电来信称颂其“功德无量，领先世界40年”时，他只淡淡一笑。
事实上，40年前，儿科医疗模式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阶段，多数儿科工作者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异常视而不见时，郭迪教授已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行为学和社会环境等层面；当那时的人们只关心孩子“吃饱穿暖长得壮”的时候，郭迪教授不但已带领同事和学生在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以及脾气性格好不好，而且还在全国第一个启动儿童生长发育的评测，其中包括智能发育的测试。这是一次天才的、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学术跨越，但由于想法太超前，当时非但没人能够理解，而且还有“宣扬唯心主义”的危险，但这个个子不高而又沉默寡言的倔老头，硬是把风险扛了下来。没有实验对象，就把自己的子辈、孙辈当做“小白鼠”，他亲自制作了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孙女牙牙学语时每个阶段的语言，以研究幼儿智力发育规律。他还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抽血试验，研究他们的生长规律。为更多了解中国孩子，他奔波在上海的工厂、学校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直到海南岛的渔村，孩子的生长、营养、心理，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终于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和《儿童智力量表》的研制。郭迪第一个倡导这样一种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
还是激情汹涌的上世纪80年代，在影响儿童智力发育的数据中，血铅水平的异常引起了郭迪的注意，当时中国的经济刚起步，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
当时的社会也普遍没有“防铅”意识，幼儿园、小学都直接建在厂矿，铅浓度高的孩子，普遍体弱多病，注意力不集中，脾气暴躁冲动，学习成绩差，免疫力下降，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指导他的学生——沈晓明博士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普通人群研究，不但直接推动众多的企业搬迁幼儿园，而且以其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系列研究结果影响决策层，最终在2000年终止了有铅汽油在大陆的使用。这是美国人历经了20年才完成的目标啊。
弟子们带着喜讯向郭老祝贺时，他淡淡一笑说：“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最大爱的医生
学生们都称郭老为“伟人”。这样的认可，不仅因为他非凡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非凡的人格魅力。
不少人奇怪，作为中国儿童保健学奠基人和儿童行为发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他怎么就不是“院士”呢？
这就要从历史、从郭老的人品讲起。 “院士”一般从“国家一级教授”中产生。郭老的儿子郭时弼回忆说，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还住在“淮海路‘大方绸布店’楼上”的时候，有一天，“二院”（当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来电请郭老去一趟。郭老去了很快回来，郭时弼觉得奇怪，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却淡淡地说，上面评国家一级教授，两个名额，连我在内倒有三个人符合条件，我就毫不犹豫地让掉了……儿子一听急了：“爸，这，怎么可以……您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郭迪听了一笑置之：他们也很优秀啊。这就是郭迪。
儿子郭时弼没有说错，郭迪属于中国儿童保健学界的首批“海归”。
1935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郭迪，在母亲的资助下，踏上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的道路。在导师的影响下，郭迪萌发了投身儿童保健事业的理想。然而70多年前，“儿童保健”在中国还是个无人知晓的概念。大部分医院也根本不设儿科。经济状况和卫生水平的落后，使许多孩子被疾病和瘟疫夺去了幼小生命。一种信念在郭迪的脑海中电光火石：让孩子不生病，预防疾病才是他们健康的根本。然而，这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在那个灾难重重的时代，简直就像天方夜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在美国取得儿科硕士学位的郭迪立即回国，成了儿童保健学界的首批“海归”。
回国后，郭迪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并立即参加了上海市红十字会救护医院的伤员救护工作和难童收容所的儿童救治工作。1950年，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向他发出了召唤，郭迪毅然关掉了诊所，并带着诊所里的医疗器具和设备，加入了刚刚组建不久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在这里，郭迪接到的第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筹建儿科系。“从无到有”并非易事。他与同事四处奔波，从选院址到找实习基地……终于在1955年正式组建成立了儿科系。
80年的临床和研究，郭老的一生救治了多少孩子，是无法计数的，在记者和学生们的记录本上，他最强调的几段话，堪为目前医患矛盾的最佳眉批：
“医学不是试验，病人不是小白鼠，不能只见病不见人，医学是人文的医学，应具有人的温度。”
“对医生来说，病人不过是他所救治的无数生命之一，而对病人来说，却是生命的全部。”
“医生对病人的同情心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好的医生，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更是人格意义上的。”
他的学生张劲松回忆说，郭老最反对开贵重药品，对那些动辄使用进口药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他常说，有效才是好药，甚至能够不开药就尽量不开药，“是药三分毒”，要多给家长保健建议和护理指导。
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平时不苟言笑的郭先生，只要一见孩子就慈祥地微笑。给孩子们看病时，总是想方设法先化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听诊前，他总是用手焐热听诊器，再给孩子们听诊；凡需解衣诊断的，诊断完毕，他一定会和蔼地帮病人把衣服穿好，扣子扣好。查房时遇到孩子们尿布湿了，他会亲自为他们换尿布；碰上正午时分，这位和蔼的医生总是先给孩子喂饭，随后再查房，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
从学生时代立志投身于儿科，到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奠基者、集大成者，郭迪教授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像沈晓明、金星明、静进、张劲松一样杰出的学生，他带领弟子创造了儿科学界的许多个“率先”：率先在儿科系统设儿童保健教研室；率先在综合医院成立儿童保健科；率先组织儿科界进行心理测验研究；率先组织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率先进行小儿锌营养的研究等等。如今的新华医院儿童保健科已成为全国儿科学界的领跑者。他的生命之火，在精神矍铄的期颐之年依然流光溢彩。
他是一块界碑。更是一棵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