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拔节的声音

作者:魏瑞红 来源:《妇女》

  1979年1月27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县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河北省广平县中心学校教师,母亲刘金美是农村妇女。他们为我起名叫“瑞红”,希望我为这个家庭带来红色祥瑞,却不知道我的降生给它蒙上了阴影。
  我的记忆,从3岁那年冬天一阵钻心的疼痛开始。

  那天我蹲在院子里玩,母亲走过来想拉我起来回家吃饭。可就在拉到我胳膊的一瞬间,我听见骨头发出一声闷响,当时只觉得被母亲放开的左手臂垂了下来,手心顿时冰凉冰凉,每根手指都感到不可言说的麻木和肿胀。随后一阵剧痛袭来,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惨白的脸色把母亲吓坏了。待母亲回过神来,发疯似的抱起我就往县医院跑。

  检查结果让母亲大吃一惊:左臂骨折!

  医生用力地把我垂下的胳臂拉伸,弯曲,再拉伸。剧疼让我产生了晕眩,直到吐光了胃里的食物。当医生为我上好夹板时,我已经疼得哭哑了嗓子,瘫软在母亲怀里。母亲内疚极了,埋怨自己干惯了农活,手粗力气大,让这么小的孩子遭了大罪。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骨折,母亲和家人都把它当做是一次意外。

  一个月后,骨头刚愈合的我被母亲抱去医院拆夹板,可我害怕穿白大褂的医生,怎么都不肯坐到医疗室的椅子上。母亲只能强行抬起我的双腿,可就在这一瞬间,又是一声闷响!我“哇”的一声惨叫,左大腿骨当场骨折!

  “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一下慌了神。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医生紧锁眉头:“带孩子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看来她的问题不是骨折这么简单。”

  母亲连夜带着我赶到了石家庄人民医院,医生为我拍了片子,最后诊断为“先天性骨质胶原合成障碍”。这是基因变异引起的一种罕见病,也被称为脆骨症,患病率仅为万分之一到一万五千分之一,寿命一般不会超过12岁。医生的诊断让母亲愣在了原地。

  这次接骨手术却成为我心中无法抹去的战栗。

  我被固定在医院冰冷的手术台上,一台大机器压在我的上方,我感觉有很多双手在使劲拽我的腿。疼痛和恐惧充满我的心头,我用尽一个孩子所有的力气来挣扎,整个医院都能听到我声嘶力竭的呼喊:“疼——妈妈——疼!”

  本来折成两截的大腿,在一群医生的手里竟然断裂成了三截!医生无奈地解释道:“这孩子的脆骨症非常严重,如果按照正常的接骨手术来处理,很容易在接这一处骨时,又牵扯到另一关节,再次造成骨折。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这种现象很难避免。”

  医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了,只能放弃。

  赶来的父亲听说了我的情况,一把抱过我说:“我们换家医院,一定会有办法的。”可是一连去了三家医院,医生都拒绝为我接骨。父亲不甘心,还想再换家医院,却被母亲一把拦了下来,她异常冷静地说:“哪里都别去了,我们回家,我自己为女儿接骨!”

  父亲一听,立刻反对道:“你疯了吗,你以为接骨和种地一样简单吗?”

  母亲的眼泪“哗”的一下涌出来:“我没有疯,孩子以后会经常骨折,不可能每次都抱着她到处求医院接收,她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孩子是我的骨肉,我知道轻重。”

  当晚,母亲抱着我走到柴房,在柴堆里翻找出几根长竹板。“用这个试试,我看医生上次打的夹板就是这个样子。”母亲又将一件旧衣裳撕成长条,然后摊开一块棉布,把我轻轻放到床上。

  我有些害怕,抓着妈妈的衣服不放。“红儿,别怕,让妈妈先看看。”母亲温柔的语调让我松开了双手。她用手掌缓缓托起我的左腿,可即便动作再轻,她的手稍稍一抖,我就会发出惨叫。母亲屏住呼吸,极力控制着微微颤抖的手,以极其缓慢的动作用棉布把我的左腿裹了起来。

  母亲满头大汗,却仅仅完成了接骨的第一步。接下来该怎么办?母亲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仔细回忆着医生的操作,接着将竹板沿着我的腿在棉布外排了一圈,然后把另外一条棉布一圈圈裹在外面。

  “妈妈,轻点……”我哀求着。母亲只能放慢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做完这一切后,母亲虚弱地瘫倒在床边,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滴答到地上。

  第二天一早,母亲找来村里的医生,医生看了看我的腿,摇摇头说:“这样怎么能行,孩子的腿没有消毒,操作时没有无菌环境,断掉的骨头也没有正位,万一没有处理好,就可能压迫到血管或神经,弄不好会丢命的。”听了医生的话,母亲的脸色骤然惨白。她求医生帮着重新弄一下,但医生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万一接骨时再次骨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医生走后,母亲呆坐在床前苦想,医生说的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万一真的感染了该咋办呢?

  半晌,母亲突然想明白了什么,她决定重新为我接骨。

  母亲把几根长竹板用菜刀剁成几截,然后用刀把棱角削平整,又找来旧衣服认真地裁成同等宽度的布条。接着,母亲将竹板和布条分别洗干净,然后放到蒸笼上熏蒸、晾晒。利用晾晒的空隙,她开始收拾屋子,一遍一遍擦洗,让屋里一尘不染。原来,母亲在用自己朴素的思维去努力打造一间“无菌手术室”!

  在我眼里,这样的手术室虽然不先进,却让我不再恐惧。

  站在“手术床”前,母亲找来一把剪刀,在火上烤了一会儿,又用酒精将剪刀擦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帮我解开裹在左腿上的一层层棉布。当腿露出来后,我看见母亲的眉头皱了起来。果然骨折处已溃烂,出现了感染现象!

  母亲赶紧打来一盆盐开水为我擦洗,然后又用酒精给腿消毒。当酒精刺激到溃烂的伤口时,我忍不住龇牙咧嘴地哼哼,母亲就不停地为我吹。

  母亲不懂正骨,她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试图把我的腿撸直。我的腿一碰就会钻心地疼。母亲就一边给我弄,一边跟我说话,分散我的注意力:“红啊,你猜隔壁家的黄狗下了几只崽?”在聊天中,我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不少。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腿骨愈合的日子。一个月后,我腿部的肿胀和疼痛还真的渐渐消失了。

  这天,母亲决定给我拆掉夹板。拿起剪刀,母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夹板下面我的腿是否真的愈合了。

  当棉条和夹板一层层被解开,露出一截比骨折前还要白嫩的大腿时,母亲的眼神亮起来,激动地对我说:“红啊,成功了!不怕了,以后都不怕了!妈妈能给你接骨了!”

  是啊,这次“手术”的成功意味着我能拥有一间“专属手术室”,我再也不用担心骨折时没有医生愿意接收我,母亲就是我的移动生命站!

  骨头愈合后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珍贵。

  不到半年,我又因为掰一块烧饼而上臂骨折。虽然我和母亲都不像从前那样惊慌,但每次接骨手术都有引发全身骨折的风险。

  母亲与我约法三章,没有她的允许,禁止出门。但我毕竟是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渴望。看见我每天趴在窗口往外张望,母亲于心不忍,找来了一个像书包一样能背的木箱。把消过毒的竹条、棉布、剪刀等“手术必需品”一一摆放整齐。为了防止我摔倒,母亲又给我买了一辆童车。天气好的时候,母亲就背着大箱子,推着小车带我出门。自此,我开始走出屋子认识外面的世界。

  母亲为我接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她能以最快的速度判断出骨折部位,然后进行相应处理:前臂骨折需要固定掌侧和背侧,然后用三角巾将前臂悬挂;小腿骨折需要将夹板固定在腿外侧,脚部用“8”字形绷带固定……每次“手术”母亲都会边做边跟我讲解。

  9岁那年,母亲决定将我送进小学。虽然学校离我家不远,但那时候我已经身高1.1米,体重也有30公斤。每天,母亲都抱着我奔波在家与学校之间,一天要跑三个来回。
  因为我不方便上厕所,每次我都尽量少喝水甚至不喝水。因为口渴,我的声音沙哑,嗓子眼肿得难受,嘴角翘起了白皮。母亲知道后,让我别渴着自己,她利用干农活的间隙,赶到学校,把我抱到厕所。

  我在上学——骨折——接骨休养——再上学的轮回里,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1997年中考,我从东梦古中学300多名考生中,以总分645分、全校第5名的成绩考入广平一中。然而,广平一中距离我所在的东梦古中学家属院10里远。10里路,母亲再也没有能力抱我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读书吗?十几年来的生活片段,在我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母亲拼尽全力地为我手术、送我读书,绝不是为了让我仅仅活着,而是要让我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

  我无所畏惧地开始自学生活,3年时间学完了高中课程,我还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

  2003年,我再次对自己发出挑战,报考了北京大学心理系自学考试。

  从2003年10月到2005年5月,仅一年半时间,我通过了北京大学心理系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为那一届第一个毕业的学生。
  之后,又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我先后获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资格证。

  2009年,我加入北京瓷娃娃协会,为全国10万脆骨症患者提供帮助。此时的我已不再畏惧骨折,骨折的声音也是我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两种声音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就在我用一个一个成绩回报这份深沉的母爱时,母亲却因常年劳累而病倒了。

  母亲在干活时突发脑出血,她疼得在地上打滚,不停地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得脸都变了形。那天,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红啊,妈这个病没谱,可能说走就走,妈妈以前给你接骨时教你的,你都记住了吗?”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此刻才真切明白母亲过去反复教我接骨方法的良苦用心。

  也许是上天怜悯操劳一生的母亲,3天后母亲脱离了生命危险。

  母亲的这次劫难,让我萌生了写一本自传体小说的想法,我想记录一个脆骨症女孩的生活,只为铭记我走过的岁月和得到的爱。

  为完成这本书,我在北京租了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2012年5月,15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玻璃女孩水晶心》终于完成,并顺利出版。

  在新书发布会上,我告诉读者,这本书是我送给母亲的最好礼物。在我33岁的生命中,是母亲让我战胜病痛,给我勇气,让我原本疼痛的人生拥有幸福。

  长夜未央,有庭燎之光,照亮我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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