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

作者:〔美〕托尼·朱特  杜先菊译 来源:新星出版社《沉疴遍地》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工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工资不足的,没有保险的。

  2005年,美国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1.2%。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一个普通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沃尔玛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家族那一年的收入,据估计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也比几十年前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之间的差距,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至2007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这造成的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很难指望英国和美国的儿童的生活环境能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所不需要的赘余。焦虑和压力,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健康和长寿与一个人收入密切挂钩。富人区的居民能活得更久、更健康。住在美国经济不发达州的年轻妇女,和居住在经济发达州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富人区的孩子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学校里,穷人的孩子的表现相对较差,成绩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也不那么充分,收入不那么高。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按人均收入或GDP来算,瑞典和芬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不大,国民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领先。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

  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但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

  福利被打上了明显的记号。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

  读过乔治·奥威尔作品的人可以想起来,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侵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类似的审查。马尔科姆·X在回忆录中提到那些“审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审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讨厌他们,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既然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妈妈却很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想保留那点可怜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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