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债

作者:宣金学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5日

  在南凤枚和老伴不到10平方米的租住屋里,对她来讲最珍贵的、藏得最严实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个黑色的小账本。

  小黑本记载的不是自家店里的收入,而是一笔笔支出。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储户取款数。南凤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偿还曾经经手的一笔“公家债”。

  这笔债有5万多元,她用了10年的时间,还了200多次才还清。每一笔储户取款,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她都一条条记在小黑本里。而当初,她仅仅是这笔债的经手人。

  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块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一开始每天也就能挣十几块,开店一个月,南凤枚偿还了第一笔欠款。回到租住屋里,南凤枚立即翻出小黑本,拿起笔来工工整整记下:2002年8月份,付徐叔连200元,袁正华经手。

  平时店里进货,为了省点钱,基本都是南凤枚或者老伴手提肩扛,背着几十斤的东西吭哧吭哧往店里搬。后来添置了一辆旧三轮车,进货才变得轻松些。

  老两口吃得简单。吃米就从小儿子家背,两个人一天也就一斤米。“快70岁,也算是吃了儿子一点儿了。”南凤枚说着笑了起来,“肉吃得很少,一点点就够。”老廖还经常回老家的山上挖点儿野菜来,有时候也能吃个三四天。洗澡理发,老两口也是能省就省。

  只要手里一有结余的钱,南凤枚就拿去还债。第一年,南凤枚共还了18笔、合计1436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30块,悉数记在小黑本里。

  储金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农村风靡一时的小型金融组织。农民为了方便,很多人将钱存进去。

  南凤枚是金湾村储金会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会计,一干就是7年。她是资金经手人,存放款的审批则由村支部书记负责。凭着南凤枚是个“有信用的人”,同村的徐叔连把养鸡、喂猪、种地攒下的3500块养老钱,也交到了南凤枚手里。

  可到了2002年,各村的储金会普遍陷入了困境。

  储金会倒闭时,南凤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一辈子好口碑,”南凤枚说,“到老了处理不好这事,死了都不安心!”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58个储户家里逐个重新计算本息,将最后清理出的5万多元欠款一手揽到自己肩上。而对于南凤枚到底背负起多少债,她的老伴和孩子一直都不清楚。

  老伴话不多,也没多问,借了些钱,跟着南凤枚来到县城开起小商店。一开始,挣钱不多,还钱也没那么快,但老两口一直乐呵呵的。老廖有把二胡,闲着没事就坐在店门口拉一会儿。伴着二胡,她会唱一段《槐荫会》或《董永行孝》。

  因为生意不太好,老廖凭着自己还有点力气,把店扔给南凤枚,自己去谋了份园林工的差事。但是刚工作没多少日子,老廖出了车祸,当场不省人事。

  在随后的40多天里,南凤枚一边照看着小店,一边到医院照顾老伴。从沙河市场到县医院有5公里路,为了省下几块钱车费,她每天来回都是靠双脚走。现在想起来,南凤枚倒是很乐观:“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降了近30斤。

  老廖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话也讲不清楚,店里的生意他也帮不上忙。南凤枚就派他去还钱。每还一笔,她就偷偷拿出小黑本记上一笔,后面特别标注:立成经手。

  老伴一直没发现这个小本子,但他有时候也会好奇,到底欠了多少钱?啥时候能还完?南凤枚总是把这个问题绕开,“等还完了再告诉你”。

  “当时不告诉他,是怕他知道钱太多会有压力。”南凤枚告诉记者,“有压力我自己来担当。”

  后来,老廖又中风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他还是会乖乖地为南凤枚去送钱还债。

  厄运并没到此结束。2005年,他们在广东打工的女儿查出患了胆总管癌。女儿确诊后的第93天便离开人世,去世时,体重只有70多斤,皮肤发黄,像烟熏过一样。看女儿身上也没件像样的东西,下葬前,南凤枚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金耳环给女儿戴上。

  “那是我最悲伤的一年。”至今回想起女儿的突然离开,南凤枚仍是泪眼婆娑。那也是还款最艰难的一年。

  南凤枚想方设法凑钱还钱。有时候少进点货,多结余点钱还给储户。有的储户也很体谅南凤枚老两口的难处,坚决不收利息。也有之前欠债不还的贷款户,主动将钱还给了南凤枚。

  女儿去世后,她便开始失眠。也是从那时起,每当接到储户的电话,她心里都会“砰”的一下,变得很紧张。

  老廖把二胡给丢了,南凤枚也很少唱歌了。老两口开始琢磨起别的营生。他们每天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给附近的装卸工、路人以及住户准备肉丝面,一碗收5块钱。晚上到了9、10点才关门,这样可以多卖点东西。南凤枚还学着熬猪油,拿到市场上去卖。还钱,成了老两口最大的心事。

  “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我的脾气就是倔强!”南凤枚咬了咬牙,“只要我人在,自己能挣钱,一定要还清!”

  可她的执着,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刚满60岁的南凤枚自己也住进了医院。医生的检查报告吓了她一大跳,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在医院住了7天,不顾医生劝阻,她便急急忙忙出了院,“没钱住了”。南凤枚从医院带回“盐水”,边看着店边打点滴。

  翻着还没记完的账本,南凤枚很怕活不到还清的那一天。她叫来儿子和儿媳,说:“哪一天我要不行了,你们替我把钱还上!”

  在小店附近打工的装卸工,知道南凤枚的事后,也经常过来买东西。“虽然老爷子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我们是冲着老太太来的。”

  南凤枚自己从不埋怨,也不找人诉苦。工人们来了,就沏一壶茶。晚上小店里电视开着,大家随便来看,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来缝缝补补。“开朗”、“勤劳”、“善良”,是装卸工人们从词语并不充裕的脑袋里想到的最贴切的评价。知道实情的人也会认为她“太执着”,甚至有点“傻”。

  老廖不会分辨真钱假钱,好几次晚上收到百元假币。100块对老两口来说可不是小数目,那是老两口半个月的药钱,也意味着得卖将近200瓶矿泉水才能挣回来。南凤枚知道后,把钱悄悄收起来或者丢掉,再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退休金中取出100块交给老伴:“这是今天的收入!”

  一直到2012年的农历除夕夜,南凤枚第19次将两张百元钞票交给徐叔连,这也是“公家债”的最后一笔欠款。

  她在小黑本的空白页上用黑笔重重写下一段“基金会取款总结”:自2002年8月份~2012年1月,共取款金额本金加利息51601元,取款次数215笔(次),户名数58户。

  南凤枚现在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当时的心情:“很轻松,很舒畅,过年多买了几斤肉。”而当她将这事告诉老伴,老伴和平时一样,面无表情,张了张已经掉光牙齿却舍不得配副假牙的嘴巴:“那就好。”

  她从家里将徐叔连送出来,离新年只有3个多小时。村子里飘着雪。南凤枚送徐叔连送出几十米远,但她一直没讲自己已经还完了最后一笔钱。

  送走最后一个储户,南凤枚迈着步子往回走,“感觉自己轻了很多”。眼前除了黑黢黢的山,茫茫的雪,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她没有打手电筒,因为已经习惯了在黑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过完春节,南凤枚又回到县城的小店,小黑本依然放进那个装旧衣物的木箱。藏了十年多,纸页上都生了黄色的霉点,就像老人手上长出的老年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