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病杂忆

作者:汪曾祺 来源:江苏文艺出版社《旧人旧事》

  对 口

  那年我还小,记不清是几岁了。我母亲故去后,父亲晚上带着我睡。我觉得脖子后面不舒服,父亲拿灯照照,肿了,有一个小红点;半夜又照照,有一个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个莲子盅大了。父亲说:“坏了,是对口!”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父亲拉着我去看张冶青。张冶青是我父亲的朋友,是西医外科医生,但是他平常极少为人治病,在家闲居。他叫我趴在茶几上,看了看,哆哆嗦嗦地找出一包手术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灯上烧了烧。这位张先生,连麻药都没有!我父亲在我嘴里塞了一颗蜜枣,我还没有一点准备,只听得“呼”的一声,张先生已经把我的对口豁开了。他怎么挤脓挤血,我都没看见,因为我趴着。他拿出一卷绷带,搓成条,蘸上药——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个镊子一截一截塞进我的刀口,好长一段!这是我看见的。我没有觉得疼,因为这个对口已经熟透了,只觉得往里塞绷带时怪痒痒的。都塞进去了,发胀。

  我的蜜枣已经吃完了,父亲又塞给我一颗,回家!

  张先生嘱咐第二天去换药。把绷带抽出来,再把新的蘸了药的绷带塞进去。换了三四次。我注意到塞进去的绷带越来越短了。不几天,就收口了。

  张先生对我父亲说:“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干吗要哼呢?我没怎么觉得疼。

  以后,我这一辈子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时,很少哼哼。难免要哼,也不是死去活来,以免弄得别人手足无措、惶惶不安。

  我的后颈至今还落下了个疤瘌。

  衔了一颗蜜枣,就接受手术,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多。

  疟 疾

  我每年要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

  有青年作家问爱伦堡:“头疼是什么感觉?”他想在小说里写一个人头疼。爱伦堡说:“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头疼过,那你真是幸福!头疼的感觉是没法说的。”中国(尤其是北方)很多人是没有得过疟疾的。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绍一下患疟疾的感觉,我也没有办法。起先是发冷,来了!大老爷升堂了——我们那里把疟疾开始发作叫“大老爷升堂”,不知是何道理。赶紧钻被窝,冷!盖了两床厚棉被还是冷,冷得牙齿“嘚嘚”地响。冷过了,发热,浑身发烫,而且剧烈头疼。有一首散曲咏疟疾:“冷时节似冰凌上坐,热时节似蒸笼里卧,疼时节疼得天灵破,天呀天,似这等寒来暑往人难过!”反正,这滋味不大好受。好了!出汗了!大汗淋漓,内衣湿透,遍体轻松,疟疾过去了,“大老爷退堂”。擦擦额头上的汗,饿了!坐起来,粥已经煮好了,就一碟甜酱小黄瓜,喝粥,香啊!

  杜牧诗云:“忍过事堪喜。”对于疟疾也只有忍之一法。挺挺,就过来了,也吃几剂汤药(加减小柴胡汤之类),不管事。发了3次之后,都还是吃“蓝印金鸡纳霜”(即奎宁片)解决问题。我父亲说我是阴虚,有一年让我吃了好些海参。每天吃海参,真不错!不过还是没有断病根。一直到1939年,生了一场恶性疟疾,我身体内部的“古老又古老的疟原虫”才跟我彻底告别。

  恶性疟疾是在越南得的。我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河内,再乘火车到昆明去考大学。到昆明寄居在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住了没有几天,病倒了。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把我弄到他们的校医务室,验了血,校医说我血里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病菌什么的,叫赶快送医院。

  到医院,护士给我量了量体温,体温超过40摄氏度。护士二话不说,先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问:“要不要写遗书?”

  护士嫣然一笑:“没事,是怕你烧得太厉害,人受不住!”

  抽血,化验。

  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开了注射药。过了一会儿,护士拿了注射针剂来。我问:“是什么针?”

  “606。”

  我赶紧声明,我生的绝对不是梅毒,我可从来没有……

  “这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

  606和疟原虫、伤寒菌,还有别的不知什么菌,在我的血管里混战一场,最后是606胜利了。病退了,但是人很“吃亏”,医生规定只能吃藕粉。藕粉这东西怎么能算是“饭”呢?我对医院里的藕粉印象极不佳,并从此在家里也不吃藕粉。后来可以喝蛋花汤,蛋花汤也不能算饭呀!

  我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我急了,说:“我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那怎么行!”

  医生同意了。

  喝了一肚子蛋花汤,晕晕乎乎地进了考场。天可怜见,居然考取了!

  自打生了一次恶性疟疾,我的疟疾就除了根,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复发过。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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