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评衔花絮

作者:裴毅然 来源:

  1955年,无论从“学苏联”、军队建设正规化,还是对开国将领的“论功行赏”,都需要实行军衔制。但从最初的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我军一直强调“官兵平等”,这回帅、将、校、尉一级级评起来,不仅在服装上直接显示衔级,和工资收入挂钩,更关系到“对革命的贡献”等要紧软件。这件事实在很棘手,既要实行军衔制,又要平稳推进,很考验中央的领导水平。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向军界发出“评衔”信息。中央军委干部部召开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交代评衔中的掌握标准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事宜。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向全国宣布即将“评衔”。中央军委要求年底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军委规定,各军兵种只评少将以下的校尉级军衔,少将以上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程序规定先由个人自报衔级,然后由中央军委平衡审定。

  评衔工作开始后,果然引起全军上下关注,虽然当时军队干部“阶级觉悟”较高,不好意思要地位、争级别,但毕竟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心里也失衡。许光达比较谦和,报了上将,皮定均报了少将,据说许世友报了大将……还有人甚至哭鼻子,毛泽东诗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最后,综合平衡,评出十大元帅、十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802名少将。过程中有一些波澜,总体还平稳,未闹出太大动静。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将级以上军官授衔典礼,10月1日起正式实行军衔制。

  原来,军衔评定工作最初设计时就根据整体情况,先制定几条硬性规定,以便参加评衔的军官们人人“参照自定”,先在心里打打“谱”,不要心理预期与最后的定衔相差太大。元帅乃最高级别,全党全军公认,牵涉人数不多,争议不大。麻烦的是大将以下,谁上谁下,人数多,牵涉面大。因此,中央军委规定较细,防患未然。具体杠杠如下:大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军级以上职务、上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师级以上职务、中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团级以上职务、少将必须红军时期担任营级以上职务。

  但也不绝对按上述杠杠来,有一定的灵活性。许世友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战功不小,自报大将亦合“规格”,但经“综合平衡”降为上将。粟裕红军时期最高职务为中央苏区红四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可上可下的“红军时期军级”,但因在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按绝对战功,粟裕应列元帅,但粟裕入党时间较晚(1927年6月),军内资历相对较浅,只好委屈他为第一大将。张爱萍红军时期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

  “皮有功,少升中”(镌刻于皮定均墓),是毛泽东为36岁的皮定均评衔时作出的著名批语。皮定均自报少将,毛泽东擢为中将。许光达报上将,擢升大将。不少“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还不到40岁,如今营团干部的年龄。如肖华上将39岁,刘震上将、陈锡联上将40岁,江腾蛟少将36岁。

  有6位谦虚让衔。初评后感觉高了,主动要求“走低”。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孙毅要求不授中将。最后,中央军委只降了徐立清一人,由上将降至中将。徐立清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解放军第一兵团政委,无论按红军时期职级还是现任正兵团级,他都够评上将的资格。但他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负责这次军衔评定工作。周恩来做他的工作,要他接受“组织决定”,接受上将军衔。徐立清反过来做周恩来的工作:有些人“闹衔”,两眼只盯着干部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这些人的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徐立清的降衔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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