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孩时

作者:杨绛 来源:《文汇报》2013年10月15日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因为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无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缝纫之余,妈妈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我怎么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姐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人生的启蒙老师

  三姐姐大我五岁,许多常识,都是三姐姐讲给我听的。

  一天,三姐姐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姐姐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她并不舒服,很难受,她在生病。”

  从此我不羡慕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还没懂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所以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要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叫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的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里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姑母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姑母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她一手拉着我,熟门熟路地往里走,来到一个外国人的书房。她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她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留着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里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一大家人都来了。这时三姑母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光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饭菜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姐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回家了。

  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家我们姊妹哪儿去了。外国人家说,他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我们姊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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