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友谊

作者:达尔·吉尔科 来源:《海外文摘》2014年第1期

  12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天空,他在地面,互相朝对方发起致命攻击。12年后,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理解与感动的泪水。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但是只要一出城,马上就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塞尔维亚乡村,还像多年前一样,随处可见沿着鹅卵石路向前踏行的骡马,以及带着自种果蔬去市场出售的农民。

  2011年,我来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克里诺瓦克镇,为的是拜访一位名叫左尔坦·丹尼的面包师。左尔坦的面包店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旧建筑,和他从小居住的房子相邻。一进面包店,我就看到了左尔坦,他戴着面包师帽子,系着围裙,身上沾满面粉,正在一张大桌子上擀面。他面带笑容地走向我,我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也向我还礼,然后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久别重逢的兄弟。可12年前,我们都曾试图杀死对方。

  12年前,我作为美军飞行员,在科索沃战争开始的第一周,驾驶一架F-117隐形战机参加了空袭。那是1999年,我的任务是深入敌方战区,轰炸敌方最坚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几个军事目标。那是一次可怕的行动,我竭力想象我的目标都只是些钢铁和水泥,忽略人的痕迹。

  执行任务的头三个夜晚,一切顺利,我的目标全部被命中。第四天夜里,我要轰炸的是塞尔维亚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飞行途中,我的飞机始终受着热寻导弹、雷达制导导弹和高射炮的威胁,真可谓进了龙潭虎穴。隐形技术并不能让飞机完全隐藏起来,只能让它的隐蔽性更强一些。即将飞入塞尔维亚领空时,我关了灯,收回天线,关了无线电和收发器——关闭了所有会暴露飞机位置的能发出或接收信号的装置。就要越过边境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能听到一声呼叫:“解除任务,你可以返回基地。”但我始终没收到这句无线电呼叫。

  我飞进塞尔维亚,击中了目标,开始掉转机头,准备飞回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就在此时,两枚萨姆-3防空导弹朝我的方向飞来,直到导弹穿过了云层,我才发现它们。

  导弹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3倍,我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枚导弹飞过来时,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爆炸的冲击力。我知道爆炸会产生一个大火球,闭上眼是为了防止被火焰灼瞎。我感觉到第一枚导弹在飞机右侧一掠而过,机身随之晃了一下。随即,第二枚导弹击中了我的飞机。爆炸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力,一团巨大的闪光伴随着热浪裹住飞机,飞机左翼被炸掉,机身打了一个滚。我的身体从座位上飞起来,那一刻,我想这次是真的完了!

  1.5秒后,我拉动弹射手柄并打开了降落伞,然后一边落向地面,一边看着我的那架隐形战机坠毁在一片农田里。我的落地之处离那里有一英里远,塞尔维亚士兵立刻拥向农田搜寻我。我藏在一条灌溉渠里,最近的时候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我在那里隐藏了8个小时,直到一架美国直升机赶到将我救出。

  在等待被救援的漫长时间里,我的脑子始终想着那个在地面操纵导弹把我打下来的塞尔维亚军人。我非常想站在他面前,向他说一句:“谢谢你没炸死我。”

  12年过去了,我终于有机会亲口对他说出这句话。2006年退役后,我和家人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我作为平民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工作。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塞尔维亚纪录片电影制片人泽利克·米尔科维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问我是否愿意重回一次塞尔维亚,和当年用导弹打下我的人左尔坦·丹尼见个面。

  我当然愿意,并且打定主意,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朋友和左尔坦见面。我由衷地想要与左尔坦化敌为友,但我不确定的是,我上一次去塞尔维亚,是为了向那里投炸弹,如今我再去,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左尔坦从塞尔维亚军队中退役,学习了酥点制作技术。制作酥点用的薄面片很不好擀,可看着左尔坦的动作,擀面片也仿佛成了一种艺术。只见他把揉好的一团面摊在桌子上,擀了几下,然后将面抛起来,让其翻转再平摊在桌子上,再擀几下,一块纸一样薄的面片就做好了。

  接着,左尔坦给了我一条围裙和一顶厨师帽,让我试试和他一起干。我在揉面和擀面时做得倒还不错,可是抛面时就露怯了,老是把面扯坏。那天我糟蹋了不少面粉,好在左尔坦并不介意,一直安慰我。干活时,我看见他的脸上沾上了面粉,想都没想,就伸出手把它擦了下来。

  学完厨艺,我告诉左尔坦,我想看看当年藏身的那块农田。左尔坦开车,泽利克的摄制组跟在我们身后。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曾经藏身8小时的那条灌溉渠,还见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几位农民。我心里所有怕被当作敌人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把我也当成了一位英雄。我驾驶的隐形战机曾经坠落在这里,让这个地方从此出名。

  回到左尔坦家,我拿出了带给左尔坦家人的几件礼物,我给孩子们的是几个棒球和棒球手套,给左尔坦的是一个F-117战机模型。当年他亲手打下了一架原型战机,想必会喜欢这个模型。

  左尔坦和我开始长谈,他是个非常善良斯文的男人,和我一样有着自己的信仰,挣钱养家,和亲朋好友处得都很好。当然,我们也谈起了“那一天”的事情。

  当年,左尔坦43岁,我40岁。他说,他的部下每次用跟踪雷达扫描20秒,就马上关闭雷达并且转移,因为20秒足以让敌人——也就是当年的我——发现他们的所在地。通常进行两次扫描后,他们就不再尝试,因为那样太危险。但是那天夜里,左尔坦有一种感觉。他进行了第三次扫描,果然发现了目标,他完成了一件从没有人成功做到的事情——打下了一架隐形战机。

  相处几天后,我向左尔坦告别,我们约定互相保持联系。左尔坦没有失信,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他们一家人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逗留了一星期。泽利克也来了,他拍摄下了左尔坦的美国之旅。这次,左尔坦给我带来了一个萨姆-3防空导弹模型。

  “你知道这是什么,对吗?”他说着,朝我咧嘴笑了笑。

  我也笑了:“没错,这东西让我永生难忘。”

  2012年,我去塞尔维亚参加了泽利克的电影《第二次见面》的首映式,放映结束后,观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女士对我说:“当年,在我们的士兵把你打下来的时候,我欢呼着,和朋友们庆祝胜利。得知你没被导弹炸死时,我们都觉得还不够解气,我们认为你就应该死掉。”观众席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女士接着说,“但是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你,我很高兴你能来到这里,很高兴你当年活了下来!”我一边听着,泪水就一边流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误解,带给我们的是本不该有的伤痛。我在有生之年能认识左尔坦阳光、快乐的一家人,这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下面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文化和种族团体都有机会相见,并且能真正地彼此了解——就像左尔坦和我这样——怎么可能还会有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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