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和“情书”

由惊心动魄转向温馨浪漫

　　我第一次听到“私奔”这个词，大约十岁，也许是小学四年级，记忆中是阳光灿烂的午后，母亲正和客人说话。我坐在方桌边照着大楷描红本写字，一个字写一行，枯燥乏味。大人闲聊的话题总是吸引我，客人说：“阿翠和毛根私奔了。”

　　母亲大惊失色：“真的吗？跑哪里去了？”

　　客人嬉笑说：“已经回来了，阿翠的男人追问她，她就承认去杭州了，玩了一圈，钱花完了，就回来了。”

　　母亲点头：“他们倒也走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依然记得，“私奔”这个词语曾让我好奇不已。仅从字面上理解，是决然不能明白其中有关男人与女人那一层含义的。

　　记忆库中有一些黑白老片的镜头，比如因为受伤而掉队的新四军年轻战士在敌人的追杀中夺路奔逃，就在敌人的脚尖几乎碰到战士脚后跟的瞬间，总是会出现一个英勇的老百姓，自然是女性。在某女的掩护下，战士逃脱敌人的魔爪，转危为安。逃命的过程十分紧张，总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故事由惊心动魄转向温馨浪漫。黑白片里的浪漫多半晦涩，不是明目张胆之倡导，而只是一种轻微暗示。

　　因为母亲与客人的那番对话被我听到，从此以后，只要看到电影中“逃”的场面，“私奔”这个词语便跃然脑海。“私奔”，当然就是指不被人知晓的逃跑。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红孩子》，说的是一群孩子隐瞒家人逃出去寻找红军的故事，我暗自在心里确定，那便是“私奔”了，尽管这群孩子的逃跑显然没有女老百姓的引领和掩护。

　　长期的错误理解让我确信自己已经懂得了“私奔”的意思。我竟毫不犹豫地对母亲说：“红孩子们逃出去找红军，结果，他们在‘私奔’的半路上，被苏宝的爷爷找到了……”

　　我还没把故事说完，母亲已大笑不止。笑完，她问我：“你懂什么叫‘私奔’呀？”

　　我哑然。母亲丢下一句话：“小囡家（沪语：小女孩），以后不许乱说。”

　　她并没有解释“私奔”的意思，直到某一天，我无师自通，终于懂得了这个词语中最微妙的一层含义。那时节，刚入初中的我，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日本影星三浦友和。某一天，看到《大众电影》杂志上说，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结婚了，我的心竟起了波澜，十五岁的少女要用自己的幻想，把心爱的男人抢夺回来。幻想的故事结局是，三浦友和带着我“私奔”了。从梦境般的想象中醒来，忽然明白，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私奔”。

　　在我成长的年代，大凡人们对于“私奔”的理解，总是贬义的。这个词语包含了对贞洁、操守和道德的背叛，私奔显然是越轨的行为，是不齿之举，哪怕这“私奔”的初因是执着于真爱，是追求自由的人性，是对封建婚姻的反叛。

“情书”是“情报”的另一称谓

　　小时候对另一个叫“情书”的词语不明意义。父母看了一半的书放在床头柜上，我便拿来翻看。并没有把整本书读下来，但对其中的某个片段记忆深刻。女主角被关在什么地方，通过看守者给男主角送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后来被揭发了出来，被认定为“情书”，于是男女主角的倒霉日子越发深重而不可挽救。

　　现在想来，这本书讲述的无外乎是“文革”中，人性受到禁锢和压迫的故事。但是那时候，我的认知程度仅限于“书信”或者“情报”。革命故事中，常常出现狱中人冒着生命危险向革命队伍传递情报的情节，而幼小的我看到的那个片段中的“情书”，完全具备情报特征。于是，我认为“情书”便是“情报”的另一称谓。

　　我把新学会的词应用于游戏中。还记得是一堂美术课，已经画完了规定的水彩画，无所事事的我便拿出一张草稿纸，写下了一段文字：下午放学后到南校门外的尼姑庵后面第三根水泥管子旁，不见不散。

　　纸条写完，我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再补上了标题——“情书”，游戏因此也显得越发有趣而神秘起来。我选择了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把纸条揉成小团，扔向了三桌之隔的她。显然，上课时间传递情报的游戏让我兴奋不已，是的，我把“情书”完全理解成了情报。至于放学后到南校门外尼姑庵后的第三根水泥管子旁去干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好。

　　“情书”标题的纸团，毫无悬念地被老师发现了。美术老师是一位高个子年轻人，画一手漂亮的中国山水画。他高高地“耸立”在女同学面前，伸出宽大的捏画笔的手，说：“拿出来，她扔给你的东西。”

　　女同学乖乖地把纸团上缴。老师打开纸团看了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把“情书”收进了自己的口袋，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到了讲台上。我终于逃过一劫，但老师为何会轻易放过我，我却还是不甚明白。

背后似长了千万双眼睛

　　上初中后，终于知道了情书的意思，一想起小学美术课的那段往事，便觉羞愧难当。好在只有美术老师一个人看到了“情书”。

　　初中二年级时，被音乐老师发现歌唱天赋，于是被叫到办公室练歌，为参加区里的比赛。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一个高高的身影把我吓了一跳。小学里的美术老师，竟站在一块画板前，手捏毛笔，正挥毫作画。音乐老师笑道：“快进来吧。”然后，她对正画画的美术老师说：“徐老师，介绍一下，这是初二（1）班的××同学，我发现的金嗓子。”

　　美术老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笑说：“我教过她的，小学美术课。”

　　说完转回头，面向了他的高山流水。我确信，那时，我的脸上一定满是窘迫，竟忘了要叫一声“老师好”，脑海里是一张展开的、皱皱巴巴的纸条，纸条上有两个字——“情书”。

　　我们的中学，美术和音乐老师合用一个办公室。那天，音乐老师教了什么歌我已经全然忘记，只记得我站在钢琴边唱，唱得心猿意马，唱得魂不守舍，背后似长了千万双眼睛。我迫切地想看到，美术老师有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猜测他是不是还记得，曾经从我的手里，飞出了一团“情书”，在他的美术课上。

　　美术老师什么时候从小学调到了中学工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整个中学时代，我一直怕与他照面，但还是常有狭路相逢的时候，每当此时，我只好一脸忐忑地轻叫一声“徐老师好”，叫完便迅速消失，似是怕多在他面前逗留一分钟，就会多一份被揭穿的可能。

　　事实上，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美术老师完全没有用区别于他人的眼光看我。而我，却把童年的余悸，一直隐匿于内心，直到长大成人。后来，即使回母校探望过去的老师，也再没有见过高高个子的美术老师。内心，却有一份感激越发深重——美术老师没有曲解和夸大一个小女孩对某一个敏感词语的错误理解。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表达了对某位异性同学的欣赏，而被老师批评训斥的例子数不胜数。

　　而我当年的行为，若是被公开，便可以成为非好孩子的典型了。一想起这些，我便有种后怕，之后，便是对美术老师无限的感激。

　　有时候，沉默是对无知的宽容，沉默同样是一种解救。因为沉默，一个孩子得以健康成长。我，就是那个在十二岁的时候写过一封“情书”的孩子，感谢美术老师，他的沉默，给了我自由翱翔的勇气和构筑健全心灵的可能。我想，我没有忘记他的名字，他叫——徐鸿杰。

　　（宋正怀摘自《解放日报》2014年11月1日，赵希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