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骗了纪晓岚

作者:吴思 来源:读者杂志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用泥砖做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彻底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用泥做的,外面涂了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曾以两千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他穿着皮靴出门,却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用乌油高丽纸做的,靴子底则是破棉花黏糊的。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制造和贩卖假货的历史久远,过去假货的泛滥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赚一只烤鸭的钱,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生活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还没发明百货商场。北京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区,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顾客不用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减少了卖家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人们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里买东西,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被之前的国营商场衬托的,国营商店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后来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便觉得假货特别多。另外,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多了,古时候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在美国,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问价,才二三十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多功能瑞士军刀卖三十几美元,而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三美元。

  我猜想,古今中外地摊的营销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赵世英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夏大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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