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我的疯老婆

　　妻子成了精神病人

　　第一次看到妻子在乔治敦大学校园漫步时，我像个小丑似的大喊：“美丽公主！”

　　她叫朱莉娅，是意大利人，光彩照人，我自觉高攀不上，但我无所畏惧，几乎对她一见钟情。我马上学了些意大利语来取悦她，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成了情侣。

　　毕业两年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俩都只有24岁。

　　朱莉娅有具体的生活计划：在时尚公司当市场主管，35岁前要有3个孩子。我的志向比较含糊：我想在旧金山海洋海滩冲浪，快快乐乐地教高中历史，担任橄榄球和游泳教练。虽然志趣不同，我们的婚姻生活却非常融洽。

　　到旧金山一年后，朱莉娅成为一家大公司的营销主管。然而，美好的故事到此结束。

　　入职仅几周，朱莉娅便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她原本就容易神经紧张，凡事要求尽善尽美。她会花一整天时间来构思一封电子邮件，把文本转发给我校正，即使这样，她还是不肯把邮件发出去，会一再修改。她变得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我尝试安慰她：“我敢保证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你一向很棒。”

　　可情况越来越糟，吃饭时她盯着饭菜愣神，夜里瞪着天花板发呆。她吃不下、睡不着。我尽可能晚睡，试着安抚她，但到了午夜难免打瞌睡。这让我十分内疚。我知道当我熟睡时，我亲爱的妻子被可怕的想法纠缠着无法入眠，痛苦地祈盼天明。

　　无奈之下，我陪她去看了医生，接着是精神科专家，后者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和安眠药。

　　当时，我们两个都天真地认为是反应过度了，心想情况根本就没那么糟。

　　朱莉娅不想吃药，打算自己调整心态，她给公司打电话请了病假。一天早上，待我去上班后，朱莉娅醒来后在屋里发呆，然后一口气吃光了全部的药。接着，她给远在意大利的妈妈打电话。岳母知道她吃了药后，忙用电话拖住她，然后让岳父打电话告知我情况，让我赶紧回家。

　　回到家，我发现朱莉娅坐在床上，平静又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昨夜与上帝的交谈。我内心一阵惶恐。岳母打来电话，说她已登上飞往旧金山的国际航班。这时朱莉娅站了起来，在卧室里来回踱步。我不能任由情况继续了，便连哄带骗将朱莉娅弄上车，送她到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

　　我充满信心，心想只要她在医院小住几天，吃点药，她的脑子就会清醒。她会重新走上正轨，努力成为营销主管，在35岁前生3个孩子。然而，美好的梦想破灭了。

　　我变成了控制狂

　　朱莉娅暂时不能回家了。医生诊断后，告诉我朱莉娅患上了急性精神病。

　　透过玻璃窗看着朱莉娅令人恐惧的“新家”，我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地方到处暗藏危机，我美丽的妻子随时可能被毁掉。此外，我认为她不是真的疯了，只是没睡好。她有压力，可能对工作太过担心，或者准备当妈妈让她紧张，她的精神根本没毛病。

　　可现实是，她几乎生活在幻觉之中，心里一直疑神疑鬼，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堂、地狱、天使和魔鬼等词语。她瘫倒在床上，高呼：“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起初，她从牙缝中挤着说话，接着开始凶巴巴地吼叫：“我想死！”听着妻子的尖叫或呢喃，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更令人害怕。

　　我讨厌医院，因为它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和乐观情绪。我无法想象它对于朱莉娅的意义。尽管医院在帮助和照顾朱莉娅，但医院也是所监狱，将朱莉娅困于其中。

　　“马克，我认为情况糟糕透了，就算朱莉娅离世也不会这样。”岳母赶来后，有点难以接受现在的情形，“我们探视的人不是我女儿，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

　　我无言以对，我爱的那个人已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经兮兮、性情古怪的陌生人。每天晚上我都在撕开伤口，并花费整整一天尝试将它缝合，这种感觉令人作呕。

　　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朱莉娅经受着抑郁、自杀、嗜睡及失控的折磨。她没办法听从医嘱，所以只能由我来全力配合医生。

　　为了让妻子冷静下来，我迫使自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杰出老公。什么对朱莉娅的病情有利、什么不利，我都一一记录，让朱莉娅遵守。吃药时，我要看着朱莉娅将药片吞下去，然后检查她的口腔，以确定她未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护士打针时，我不得不把她压在床上，让护士在她的臀部注射。

　　这种做法使我们之间变得不平等，令人不安。如同在学校中对待学生一样，我对朱莉娅行使着权威。我安慰自己说，我来做这些事会比朱莉娅做得更好，我认为她应该服从我的控制，做个乖孩子。但事与愿违，精神病患者很少对别人言听计从。所以当我说“把药吃了”或“去睡觉”时，她的反应很糟糕，常常大吼“闭嘴”或“滚蛋”。

　　我本来应该向着朱莉娅，但通常我与医生站在同一战线。

　　再次失去妻子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朱莉娅的情况稳定下来。医生批准她出院，但叮嘱她必须继续吃药。我感觉噩梦已经结束，虽然仍需要小心翼翼，我却迫不及待地带着朱莉娅回归正常生活。

　　我们去海滩上迎风漫步、卿卿我我，甚至恣意打闹。朱莉娅急不可待地参加各种工作的面试，最终得到一个比住院前更好的职位。

　　奇怪的是，尽管我们试着回归危机前的生活，却发现彼此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神疾病的发作是短暂的，但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它所带来的伤害要花几年时间来修复。我越来越吹毛求疵，因为我需要确保她维持平衡稳定的生活习惯。

　　在朱莉娅精神恢复两年多后，我们的孩子乔纳斯出生了。这个消息给我们两人同时带来喜悦，特别是对朱莉娅，她沉醉于乔纳斯身上所有令人引以为豪的东西——他的气味、大眼睛、睡着时噘起的嘴唇。我订购了尿布，制订了时间表。我同意让朱莉娅重返工作，而我则成为全职爸爸，在乔纳斯小睡时写作。

　　一切都太棒了——虽然只有10天。刚生完孩子的第一周，朱莉娅还在跟我聊孩子的奶水，可下一周，她就聊起了宇宙的诞生。我装好奶瓶和尿布，把乔纳斯放进车座扣好，把朱莉娅哄出门，驱车前往急诊室。

　　一到那儿，我试图说服值班的精神科医生，说我可以处理。我知道如何在家照顾我妻子，之前做过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是跟从前一样的药物，朱莉娅服用后的效果很好。医生不同意，她送我们来到山景城的埃尔卡米诺医院。在那里，医生指导朱莉娅最后一次给乔纳斯喂奶——喂奶必须在服药之前，以避免母乳受到药物影响。

　　乔纳斯吃完奶后，朱莉娅胡扯说天堂是怎样一个地方，上帝如何给每个人都制订了一个神圣计划。然后医生从朱莉娅那里带走乔纳斯，把孩子交给我，将我妻子带走了。

　　又一次，我失去了她。

　　不应剥夺精神病患者的尊严

　　为了配合妻子的治疗，我再次成为医生的“帮凶”，严厉控制着朱莉娅的行为。这时，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并告诉我：“你不该以爱之名变成一个控制狂，朱莉娅虽然是精神病人，但她也有尊严。”

　　这本由R.D.兰恩写的精神病学专著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反精神病学。从兰恩的观点来看，对精神疾病的诠释是一种贬低，甚至有失人道，是由所谓正常人实施的一种权利剥夺行为。精神病患者的怪异行为可能只是他们在用不太被大众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书中有句话让我尤为痛心：“在我所见过的精神病患者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被爱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朱莉娅的行为控制是多么残忍。我爱朱莉娅，将她视为生命核心，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她的康复置于首位。我没有因控制朱莉娅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自己协助她与病魔作战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然而，兰恩戳穿了我所珍视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我是个好丈夫。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正确性。不过从一开始我就选择协助医生，强迫朱莉娅做违背意愿的事情，使她失去了尊严。

　　内疚之下，我咨询了精神病研究机构。对方告诉我，精神病患者并非绝对需要药物。如果一个人身体正常，清醒时能够认识自己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为自己做出规划。

　　某种程度上，我得承认兰恩是对的：不应该剥夺精神病患者的尊严。我决定不再呵斥朱莉娅吃药，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在和医生协商后，我尝试在和朱莉娅的讨论中建立规划：什么情况下朱莉娅该服用药物，该服用多少。我采取了一条强硬措施：如果彻夜未眠，应服用最大剂量。

　　朱莉娅想尽可能晚服药，并且希望一开始少用药。我们激烈争论，最终坐在一起达成了妥协。这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但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真实的一步，而这样的尝试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我们仍有一大堆事要决定，大多相当复杂。朱莉娅仍想在35岁前要3个孩子，我的关注点则在于避免让她再次陷入精神病。

　　但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药物用量、怀孕时间表、在怀孕期间服用药物的风险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说“我爱你”。如果我说“我想你太急了”，暗藏的意思其实是“我要你健康和满足，并且我想与你共度一生。我想了解你我之间的分歧，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

　　朱莉娅会说“给我一些空间”，而她心里想的是“我珍惜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把它们做好”。

　　我们现在不顾一切地相爱，要战胜精神疾病。回首往昔，那些被危机改变了的日子，使我们的婚姻经受了重大的考验。虽然从朱莉娅患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年，但尝试共同规划人生的信念令人愉快踏实。

　　为了让朱莉娅微笑，我仍然愿意最大限度地尽我所能。

　　（自 远摘自《家人》2015年第8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