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远的距离

作者:李筱懿 来源:读者

  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的医院里,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即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过面的蒋棠珍,居然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13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她并不了解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面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刻着‘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然后是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这个名字与石头一起被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他们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身穿旗袍,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可以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婉转,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时,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用在艺术上。她不满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加深。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予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作“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立马横刀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的用来装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公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徐悲鸿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徐悲鸿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18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的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与她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多慈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的。”

  在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100万元、古画40幅、他本人的作品100幅,此外,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的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地作画以满足她过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20万元已花完,要再给100万元和100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

  而月薪不过两万元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28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到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她不曾用过其他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离婚时“徐先生”给她的画换钱为生的。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假如没有张道藩。

  与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

  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以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刚刚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才有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笔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烦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

  张道藩趁蒋碧微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蒋碧微当即退还,说:“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各自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30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张道藩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视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遗。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30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梦。

  蒋碧微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了50万字的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相隔,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20年,寂然离世。

  就像一个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在进退之间。

  (清荷夕梦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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