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的人声

　　1986年4月26日，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了三年时间采访和这次核灾难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将灾难带给人的真切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对我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有多危险。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都被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没有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拿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

　　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去莫斯科。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受到辐射的病人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里。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码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码。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这些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三天后，医院的人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和前一天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在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用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抱起我转一圈，不停地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病人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那天是5月9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医生盖尔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骨髓移植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帐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给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

　　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时，我说“我爱你”;端着托盘时，我说“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他晚上都要牵着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就像傻了一样，甚至感觉不到肚子里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黏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床单只要稍微起皱，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了三个小时！

　　“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肿得厉害。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他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这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我们到了墓园，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中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和别人交谈。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那个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幸福真的好简单。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在天上给我的暗示。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给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那时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杀了她，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我……可是我好爱他们……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想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倒在地。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治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一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或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口述者：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

　　（安华摘自花城出版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