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伯驹

　　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却少有纨绔之气；他曾投身军界，却因政局黑暗而回归文人之身；他被母亲视作十足的“败家子”，却被同人誉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他把毕生心血倾注于保护中华文明、中国艺术之中，却在动乱年代被屡屡错待。

决然脱下军装

　　父亲原名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

　　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青年时，国内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第二年，袁世凯做出一项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

　　父亲那年刚16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并由此进入军界，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着军阀混战，政坛风云变幻。父亲眼见政治黑暗，又目睹爷爷的官场沉浮，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便决然脱下军装。

奶奶眼里十足的“败家子”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出息，要他进入金融界。父亲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那时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去爷爷任职的北京西河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旧学根底深厚，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1000块大洋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

　　父亲说过：“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名家书画，31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京剧艺术，那时他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下，父亲无奈答应子承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但父亲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宁死也要保住藏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为使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结的李祖莱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精品都放在银行，所以只好勉为其难，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前去主持行务。

　　父亲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父亲陷入险境。

　　一天早晨，父亲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冲来一伙匪徒，把他抓住塞进汽车，迅速离去。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孙曜东（上海滩的玩家子，与父亲换过帖的把兄弟）家，见到孙曜东就跪下，请他救救父亲。孙曜东分析了一番，想想父亲在上海没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有动机，因为父亲挡了他的升迁之路。

　　第二天，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子母亲更急了。后经孙曜东打听，此事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由“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经孙曜东的一番活动，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

　　谈判过程中，绑匪说父亲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母亲去见一面。母亲见到父亲时，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母亲唏嘘不止，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母亲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父亲被绑了8个月，最后，绑匪给母亲传话：“7天之内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没多久，经孙曜东努力调停，父亲终于安全地回到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很快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这个消息。父亲怕树大招风，便于当年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为谋生计，父亲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小时候，我对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不甚理解，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父母为了不让《平复帖》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来到西安。

　　直到日本投降，他们才重回北京安定下来。

为劝说傅作义，忍痛割爱送蜡梅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自然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都被父亲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父亲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

　　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当时民盟成员不时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的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就撺掇父亲去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他们仨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文物、古建筑。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还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府。

　　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权衡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决心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亲是有功的，可是，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有老友劝他向政府要官，他淡淡地说：“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不要官，也不要钱。”

被打成“右派”

　　1949年以后，父亲收藏文物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一次，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务，无权无钱，皆为虚职。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持久的生活之需，母亲有些犹豫。父亲见母亲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母亲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父亲这才翻身爬起。

　　1956年，我们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

　　这一年，父母将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8幅书法，无偿捐给了国家。这8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国家给了他3万元奖金，父亲坚持不收，说是无偿捐献，不能拿钱，怕沾上“卖画”之嫌。

　　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奖励，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万万想不到的是，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

被扣8顶帽子，遭到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然而，1966年“文革”批斗大会上，父亲仍在“牛鬼蛇神”之列。

　　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天接受批判，晚上仍填词、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画小幅花卉。母亲作画，父亲题诗，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来，他们把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可惜，在被抄家时散失了。他们为此伤心不已。

　　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父亲的头上。

　　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江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新账老账一起算，父亲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等8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没人知道两位老人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走出过那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直到1970年1月结束关押，父母亲才回到家中。

　　1978年，戴在父亲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的“铁冠”终于被彻底摘了下来。他很庆幸，自己活了过来。

　　父亲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