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式旅游”看中产阶层

　　若不是欧逸文的那篇文章，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旅游途中的一些细节。几年前，这位老兄花了2200美元跟随一个中国旅行团在10天内去了5个欧洲国家，顺便记录下这次集体欧洲行的诸多有趣细节。欧逸文所在的30多人的中国旅行团，处处显露着“中式旅游”的匆忙和潦草。

　　“趁着还有精力，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小老板旅途中回答欧逸文的话。当时，他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来欧洲旅游呢？”

　　旅游的目的是什么

　　这其实也是困扰我许久的一个问题。为何要选择旅游？当我身处一群年过半百、社会地位中不溜儿的中国旅游者之间，他们身上时刻显现的那种如出一辙的举止会让人感到恍惚。比如常被诟病的“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似乎还可以加上一条，“见着商店就血拼，见着广场就跳舞”。今天，中国人的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类似于去超市购物，各取所需，买完走人。

　　常以“背包客”身份出游，并且从不跟团的我，回顾自己往昔的行程时，有些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和那些“一到景点就拍照”的中国游客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留存在我手机、相机存储空间里的那些照片中，我总是能找到如下的画面：自己在某著名建筑物前站得笔直，面露憨笑，一只手比在胸前，中指和食指分开。那个表达喜悦的手势在照片与照片之间述说着我的文化身份。

　　这种身份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实际上，它更接近于一种社会阶层属性。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厄曾提到：在社会大环境中，当一个人从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上升时，会明显地显示出他原本阶层的习性。因为习性说到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惰性，就像文化，它总是落后于经济。

　　证明新阶级属性之举

　　旅游，在传统的欧洲原本是一种只有中产及以上阶层才有情趣玩、才玩得起的活动。我看过一个说法，只有普通公民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海外旅游才会兴起。但看看中国，城市居民大约只有一半达到这个收入标准。这个数字显然是无法解释目前国内旺盛的海外旅游产业的。

　　经济水平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如何是好？于是，旅行团们采取疯狂打折、低价团购、压缩行程的办法，终于降低了成本，但闲适的旅游也因此变成了一桩过于现实的勾当。那种快餐式的匆忙节奏并不亚于在麦当劳点餐。于是，我们在欧洲静谧的小镇上看到大巴车运来一批批躁动不安的中国旅游者。他们手持相机，眼神迷茫而饥渴，他们无意慢慢地深入了解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心思几乎都花在了在手机、相机前摆造型上，用那些闪耀在屏幕上的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旅游过。

　　恰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大多数旅游者都会在不期而遇的任何新奇事物面前举起照相机。不管结果如何，他们拍照就是了。这样就使经验具有了固定的形式——停下来，拍一张照片，接下来继续前进。”仔细聆听她在《论摄影》中的经典论述，你不觉得这就是眼下的中国旅游者的写照吗？但实际上，她所指的是过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

　　这便是事情好玩的地方。今天的中国人和所谓的“中式旅游”，许多方面都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工人阶层。当年他们外出旅游时，最喜欢在景点拍照，而且一定是要在风景照片中把自己照进去。旅游照片上那种喜气洋洋的笑容反复向人证明着他们的阶层文化身份。他们喜欢具有“实用性”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一张照片——一份足以证明他们旅游过的证明，而旅游本身，则有助于直接证明他们成功迈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行列。

　　集体身份的脆弱与不安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中式旅游”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任何一个社会出现了阶层流动和社会转型时，自然会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当我们在普吉岛的海滩上拍了几张很有旅游度假感觉的自拍照发到朋友圈时，只有你心里清楚自己其实已吃了好几顿方便面。但这时候你还得硬扛着，得证明自己有品位，自己的旅游是一趟“文化苦旅”，正如当年好不容易富起来的欧洲工人阶层试图用旅游照片证明自己进入了“小资产阶级”行列一样。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有效率的一次旅游。”欧逸文这样写道，有时，他甚至开始享受这种高效率的“中式旅游”的好处。显而易见，这些好处包括在更短的时间走更多的地方，迅速得到一张旅游的“证明”，路途中一定有机会疯狂“血拼”，对目的地的了解浅薄但足以成为日后的谈资，等等。所有这些“特色”我认为都有充分的理由得到谅解，因为那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无论是旅游还是待在家里，实用性和功利性早被我们自动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当拥堵到令人发指的十一长假实际上把旅游彻底变为了一桩行为艺术，它背后的人们隐隐透露出了集体身份的脆弱与不安，以及社会阶层认同上的焦虑躁动。“现代中国人的旅游，是基于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脆弱，或许能传递出中国中产阶层的某种缺失。（Inari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时论中国·2015夏辑》一书，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