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不还乡

作者:刘荒田 来源:读者

  一

  这个故事来自一名导游。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4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观光线路都最受欢迎。

  我所在的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也都在华人社区。我带的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但今年8月中旬出发的团,50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她80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闪着灿灿白光——在满是黑发游客的大巴里,显得格外抢眼。

  她叫莎朗,深目高鼻、个高清瘦,穿一袭连衣裙,从背后看像个窈窕女郎。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她会说广东话。团友惊讶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说得顺溜,而且夹着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无须人搀扶,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途中,我和小伙子聊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原籍广东台山。

  旅行团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悠然而行,一路还有落基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50位游客的座位,按次序每天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和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莎朗风度极好,连坐巴士都保持优雅的姿势。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黄石公园喷泉群,大巴从公园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解:“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我还没讲完,莎朗蓦地站起来,四处张望。我惊讶地看着这位失态的老人。“哦,已经到了吗?”她脸色煞白,双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怎么了?”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会对她造成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景物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破旧的记事本。她戴上眼镜,翻出写着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本是用蓝墨水写的,日久年深,竟已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她极度紧张而恳切的神情,教我纳闷。“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至少要有姓名吧?”“找——找戈登先生。”

  我犹豫地在手机上按下10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过了好久都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著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你好。”终于有人接起了电话。“我是旧金山一家旅行社的中国导游,请问您是戈登先生吗?”“我是。不过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弟弟呢!”“可以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挂断电话的手势。

  然后,是沉默和低声的啜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拭泪。二

  平静下来后,莎朗和我娓娓而谈。1921年,她在利文斯顿出生。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她大3岁;二哥雷蒙,比她大1岁半。她幼年的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很快乐。

  莎朗18岁那年高中毕业,进市立大学上了两年学。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那里存储的物品,将被送往盟军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前线。暑假,她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会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莎朗和他们混得很熟。军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英气。他在除了白人就是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叫丹尼斯,姓陈。在那个年代的利文斯顿,莎朗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小镇另一头开餐馆的兄弟俩,但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起先她出于好奇,趁送饮料的机会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们喝高了,一言不合就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提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从未失态过。看他的年龄,至多25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莎朗下了班,走进停车场。丹尼斯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面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街灯下,莎朗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在闪光,便知道他表现得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被她拒绝。莎朗爽快地接下花。“和我散一会儿步,好不好?”他轻声问。莎朗没答话,但已上前挽住他的胳膊。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的淡香。他向她倾诉爱慕之情,他说他知道二人的“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攥住她的手,莎朗感到一股带电的热流。

  丹尼斯是第二代移民,老家在广东。父亲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便把父亲认作继子,留了下来。父亲在继父去世后,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14岁那年,被父亲送到广州学了一年中文。高中毕业后,他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利文斯顿军需站当后勤兵。入伍3年,他晋升为上尉,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军官。

  莎朗和丹尼斯秘密相爱了。两个人外出游玩、约会,家里人全然不知。1942年年底,丹尼斯要被调往加州的圣迭戈军港。莎朗面临两个选择:当他的妻子,随他离开;分手。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丹尼斯的妻子。

  接下来,是同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莎朗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高兴地吹灭蛋糕上的蜡烛,莎朗趁热打铁,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父亲以为她在开玩笑,便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回来让我们见见呢!”莎朗说:“我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家里炸锅了!父亲不容她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人。这时莎朗才知道,父亲对中国人的成见之深。她当然不会退让。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地躲在一旁。莎朗的倔强基因来自父亲,她最终摔门走了。

  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在丹尼斯调动之前,莎朗和他私订终身。

  以莎朗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中国人最讲孝道——就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他们不接受,她还是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中午去辞行,然后一起迁离利文斯顿。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莎朗根本不抱希望。果然,当二人手牵着手回家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莎朗没有钥匙),屋里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

  莎朗说她永远记得那个日子,1942年2月8日。

  1943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

  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迭戈军港安家。1945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他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她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新年、圣诞节、家人生日,她都按时寄贺卡回家,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敢和莎朗通信,被他发现,就马上断绝父子关系。打那以后,莎朗便断了与家人和解的念头。

  他们开店,开到70多岁才把店面租出去。夫妻俩自此便常常到外地旅游。

  丹尼斯夫妇没有儿女。莎朗年轻时去医院做检查,结论是输卵管梗阻。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就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罹患癌症,去世前两年,他给家乡的一个堂侄办了过继手续,让他以养子的身份来美照顾莎朗,他就是小陈。三

  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结束了她漫长的回忆。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意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便用手机拨打了刚才的号码。

  那头马上有人接起电话。“您好,我是之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着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朗眉头紧皱,眼神黯淡。“哦,是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随后他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接电话的是大哥麦克。

  “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89号公路上往利文斯顿方向开。”“哎呀,妹妹啊!”两个老头子一起高呼。“莎朗想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听清楚了,89号公路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加油站,我们45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那个加油站我们知道,一定赶到!”“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我把和莎朗哥哥们商谈的结果告诉莎朗。莎朗坐不住了。“哦,53年,53年!”她一个劲地嘟囔。我灵机一动,问:“莎朗,你是中国媳妇,知道中国人成亲后有‘回娘家’的习俗吗?”莎朗耸耸肩,说:“知道一点。”“广东人把这礼节叫‘三朝回门’,成亲后的第三天,带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当年,这个仪式没法举行,今天要补上!”“怎么补呀?一点准备都没有!”莎朗紧张地叹气。

  “看我的。”我拿起麦克风,以简练而煽情的语言,把莎朗和丹尼斯的故事回顾了一遍,其间大伙至少鼓掌十次。后座的一位老太太,按捺不住满心的感动,从过道缓缓走向莎朗,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顶呱呱的中国媳妇!”

  我繼续说:“大家静一静,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莎朗即将回娘家,但没有备礼物。咱们中国人可是最讲究礼节的,怎么办?”“我们凑!”全车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莎朗扶着座位的靠背,看大家打开行李箱、手提袋往外掏东西,一时无法相信,一个劲地说:“我的天!”

  我把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5分钟后,我的身边堆着9个装得满登登的袋子。

  加油站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对莎朗说:“快到了。”莎朗扑向车窗,小陈搀着她的胳膊。大巴刚拐进加油站,就看到3个人站到路中央,冲我们挥手——两个老头和一个陪同的年轻男子。

  车门缓缓打开。两个老人疾步走近,在车前大声呼唤:“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大巴里面一片沉默。莎朗迟迟迈不开步——太激动,太紧张了。

  我连忙拿起麦克风:“团友们,莎朗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给她加油!”

  “莎朗,见哥哥!莎朗,见哥哥!”大家有节奏地呼喊,鼓掌。莎朗终于一步步走下车。众人提着礼物袋相随。

  莎朗的银发被家乡的风吹着。小陈挽着她的右胳膊,我站在她的左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背后响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众人唱:“往前走,莫回呀头!”在大家的歌声中,莎朗和两个哥哥紧紧相拥。

  在两个哥哥的强烈要求下,莎朗和小陈决定留下。一来,兄妹三人要去祭扫父母的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未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二来,莎朗要圆一个梦——重温童年时光。她的两个哥哥,太太都已去世,孩子们也远走高飞。两年前,兄弟俩为了互相照应,搬进父母留下的屋子。这次,兄妹三人将一起回到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

  大巴开出加油站,走出很远,莎朗兄妹三人还在招手。我和莎朗说好,7天后,在相同的时间,一辆也属于通达旅行社的大巴将经过这里。我会跟带队的导游交代好,让他和莎朗联系,并负责把她和小陈带回旧金山。

  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去接莎朗和小陈的同事。同事纳闷地告诉我:“莎朗和小陈带了50袋礼物上车,给车上每人一份。我问她干吗这样客气。她不解释,只微笑着说:‘是中国人该得的。’”

  (玉衡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你的岁月,我的故事》一书,沈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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