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球台有多长

　　入住养老院以后，母亲依旧没有从失智的阴影中走出来，她每天坐在养老院入口的大厅里，像孩子盼着家人归来一样，朝入口处张望。那里，已经被工作人员仔细地挂上了厚厚的棉门帘。有人进门的时候，棉帘子会被高高掀起。抢先进门的，往往是一个硕大的摩托头盔，或者是一个高高捧在手上的保温饭桶。

　　我已经来了多时，然而，她并没有认出我，她依旧在焦虑地张望，在每一下门帘的掀动中经历期待与失望，她在找寻她的女儿，或者她的故友。

　　有时，她把我认作养老院的护工，有时把我认作院里的厨师，有时把我认作前来慰问的志愿者。她抱怨我穿得太素净：“你都不换漂亮裙子，待会儿怎么上台表演。”

　　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可以信赖。她把脚伸出来，放心地让我剪趾甲;她任由我帮她剪头发，修出一个男孩般的鬓角;她也不反对我随意打开她的面霜盖子，在她的鼻头上点上冰凉的一坨，为了让她安心，我在自己的鼻头上也点上一坨，这个滑稽的举动惹得她笑了。我替她抹开脸上的“雪花膏”，不知為什么，我伤心起来，为了这熟稔又陌生的感觉，为了这近在咫尺的亲密与疏离。

　　我多么期待有一个回头潮，能把她带近些，再带近些。让她认出我，哪怕只有10分钟。

　　我去母亲的老相册里找线索。想当年，我母亲不但是舞蹈高手，还是运动健将。她有整整一本照片，详尽地记录了她从22岁到28岁代表厂乒乓球队四处征战的辉煌成绩。照片上的母亲，英姿飒爽。

　　我的脑海里像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可以尝试在妈妈面前打乒乓球，唤醒她的一部分青春记忆。我向养老院院长建议组织一场乒乓球赛，由我和工作人员来打，让老人们围观。没有球台，我们把老人吃饭的桌子拼到一起;没有球网，院长出主意，让所有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不锈钢饭盒排在“球台”中间，充当球网。

　　我与院长助理小周开始你推我挡地热身击球。养老院还真有几副现成的乒乓球拍，因为托球行走是老人们的康复训练项目之一。我已经20多年没打过球了，抽杀已经基本没可能，侧身回球时差点闪到腰，推挡也会接二连三下网。

　　我完全处于下风，因为打乒乓球需要高度专注，而我，还要分神去观察母亲的反应。

　　没过几分钟，老太太就高举右手，做出叫停的姿势。我配合地问：“咋啦，教练？”

　　老妈严肃地说：“这位队员，你怎么能在这种球台上打球？他们欺负你！球台太短啦！”她招手让我靠近，小声对我说：“我的枕套里藏了600块钱，是我女儿给我的。她可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是个好人，就是太能凑合了，这么短的球台难怪你老是接不着球，看着都替你着急。你快拿着这些钱，买一张真正好样儿的球台吧！”

　　（陈海蓉摘自《西安晚报》2018年6月1日，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