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

作者:蒋勋 摘自:读者

  瓶花/蒋勋/油彩画布/2018年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我离开二十年未曾中断的教职,回到青年时读书的巴黎,租了一间画室,画了八张油画。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巴黎,很穷,但有很多梦想。可以一整天只啃一根长面包,然后赶三场柏格曼的专题展,看到深夜两点,在清冷的夜晚沿着河岸走回家去。

  二十五岁时,我很想画画,但是,颜料很贵,租画室也很贵。我觉得专职画画是一个奢侈的梦,只有偶尔到美术学院去找朋友时,才能挤在学生画室里画画人体素描。

  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我忽然惊觉自己并未做完的青春梦。

  我打电话给巴黎的学生,说:“我想去巴黎画画。”

  “很简单啊!我们帮你找画室!”他们言简意赅地回答,令我没有了退路。

  是的,“出走”唯一成功的秘诀是不要让自己有退路。

  于是,我带上简单的衣物,就出发了。

  “工具不必带,这边都会准备好!”学生说。他们仿佛知道人一旦到了某个年纪,就会或多或少地有些犹疑与牵挂。

  我的画室在圣米契尔广场,紧邻塞纳河。画画累了,走一分钟就能到河边,看河边晒太阳的人和鸽子,以及近在眼前的圣母院高高的哥特式塔顶。

  我的画室是由老马房改建的,这一带在大革命前是贵族的宅邸,有高大的马房。马房高,采光、通风都很好,这和画室需要的条件类似。原来拴马的槽,每一间大概一米半至两米宽,中间用粗厚的原木隔开,做成马背式的弧形。改成画室以后,每一个隔间由一名画家使用,和原来的空间使用差不多,只不过,原来拴马,现在供人画画。

  画室在一幢老房子中庭的后面,采光很好。我早上八九点到画室,把面对中庭高约三米的门拉开,阳光就如水一般泻满一室。饱满的光线映照在空白的画布上,使人忍不住想画画,想在那空白的画布上留下光和影,留下时间移动的痕迹或声音。

  中午以后,其他人才来画室工作。他们来了之后,喝咖啡、吃乳酪,坐在中庭晒太阳。有人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巴黎没有人像你这样工作。”

  “我知道!”我笑了笑,继续画我的画。

  我知道我是在寻找遗失在这座城市某个角落的自己,二十五岁未曾做完的梦。我找得很着急,仿佛再不去找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如果生命没有遗憾,是不是可以生活得从容一些呢?

  抽完烟,喝完咖啡,烤了一小块比萨,放在口里慢慢品尝,同室的画友叹了一口气,仿佛日子悠長缓慢得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她终于决定背起包离开,走时也对我说:“巴黎没有人像你这样工作!”

  我仍然笑一笑,说:“我知道。”。

  我算了算,在故乡的岛屿,我有多长时间没有真正为自己生活了?有时为了父母,有时为了老师,有时为了社会上既定的习惯,看似认真地活着。那些考试、分数、升学的成功与失败、文凭与证书,它们究竟证明了什么?证明一个人更快乐吗?证明一个人更幸福吗?

  也许,我们更加茫然了。

  我们甚至很少去好好品尝一块比萨或乳酪的滋味,我们只是在“快速”地吃,或者“吃饱”。在食物里强调“速度”和“饱”,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一个来自欧洲的朋友忍不住问我:“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吃到饱’的餐厅?”

  我竟然被问住了。当我们把“饱”作为吃的唯一目的时,我们将失去多少可能有的快乐。

  但何止是“吃到饱”,在我们的一生中,升学、考试、升官、发财,不都是其他模式的“吃到饱”吗?

  我一刻也停不下来。

  在离去的室友留下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之后,我继续在画布上画着——一个丰满而慵懒的妇人斜坐在缓和的土坡上,她与身后艳蓝色的海洋和天空连成一片。那些不同蓝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渗透到画布的纤维中。我感觉到,画布不再只是画布,而是许多纠缠在一起的绵或麻的经纬,是一丝一丝缠绕的线,它们中空的、柔软的部分,正缓慢地吸收着颜料。而我的画笔——从动物身上取下的、生命未曾消失的毛发,仿佛带着一种记忆,一种呼唤,一次又一次地抚触着那些纠缠着的纤维,它们彼此接纳、吸收、融合了。

  巴黎夏日的阳光在缓慢地移动,中庭的光不再如正午时那般强烈。一些斜射的光,柔和地印在墙上,反射出每一扇窗户的玻璃,好像一种对话。

  看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但正是夕阳最美的时候。我知道,走出中庭,打开大门,米契尔广场上示威的青年、北非人的鼓声、来往穿梭的游客,都将使我陶醉于这繁华与狂欢中。但是,我仍珍惜这斜阳余晖渐渐淡去的天光,在夏日傍晚将入夜的时分,看画布上的妇人仿佛即将睡去,即将有漫天星子移来此处,可以使入睡者在睡梦中得到满足,使我找回自己遗失的梦想。

  在开始衰老的年龄,创作使我重新年轻。我带着一摞稿纸、一本素描本,走到天涯海角,仿佛又成为那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河边读诗、画画,为自己的幸福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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