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传奇与平民逻辑

作者:张佳玮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代表作和被代表作》一书

  希腊神话里,倾城倾国的佳人海伦不守妇道,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回特洛伊去了。夫家这边勃然大怒,唤来远近乡邻,坐船到帕里斯家门口去堵,喊打喊杀,不唤出奸夫淫妇来,决不罢休。此事若放在今日报纸的社会版,不过是篇《美妻子红杏出墙,大伯子怒讨公道》;上了电视新闻,也就是被老阿姨们边打毛衣边啧啧摇头,评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但当在故事背景里,加上了希腊人十万精锐、斯开亚门前十年守候,这故事顿显厚重,就能拿来做《伊利亚特》的主干,配得上欧洲文学百代之基的评价了。

  中国戏曲,很早就明白了这点。有名的《失空斩》里,诸葛亮于西城前摆空城计,你直望过去,只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一城上一城下,咿咿呀呀。对不明真相者,你说这是两个乡村老头隔街骂话争牛粪呢,他可能也就信了。可是懂行的指点说,司马懿身后站着打旗的四人:这可是十五万雄兵。豁然之间,这场景就庄严肃穆起来。

  莎士比亞和大仲马的聪明之处:他们明明在讲一些凡人的感情故事,用了许多平民的逻辑,但因为挂上了王族、英雄、宰相、爵爷们的名字,遂让故事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比如,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在莎翁笔下俨然一对恩爱缠绵的男女,但因为在他们的爱情里赌上了罗马的权柄、欧洲的未来,忽然间就浪漫到昏天黑地。

  金圣叹批评《三国演义》,说若干处行军打仗犹如儿戏。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大多数演义类小说的共同技巧:总爱把朝廷大事想象成日常家居一般,左右不过是一个软耳根子皇帝、一个吹枕头风的宠妃、一个奸佞老国丈、一群贤臣。朝廷大事,就这么过家家似的做了决定。

  凡演义类书籍,若非“交马十来合,一将拨马便走,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便是“正追赶间,一声炮响,伏兵齐出,两路夹攻”。皇帝下令,必是会集百官,出个什么主意,有忠臣死谏,昏君不听,喝问刀斧手何在,拖出斩首,如此云云。古代天子怎么秉政,军队如何调动,宰相、御史的正经职务是什么,虚构作品里很少真正论及。反正一张嘴说出个庞大数量级,让人头晕目眩。曹操对周郎他老婆有兴趣,最多是个冯梦龙的市民艳情小说选题;但如果说曹公乃大汉丞相,麾下有八十三万大军,还在漳河搭了铜雀台预备迎二乔,这故事忽然就非罗贯中不能写了。

  所以,天才的史诗或史剧作者,有这么个取巧法:他们从来不负责普及历史,只是把一个个日常生活里可以看到的,有关爱、恨、贪婪、恐惧、愤怒、悲伤的故事,安排合适的演出,然后施之以宏大背景,就自然能动人心魄。一场弟媳讨回战加了十万人、特洛伊城,就能成为《伊利亚特》。一个傻瓜自己跑步、打橄榄球、打乒乓球,因为玩笑般地和美国历史各大神话挂钩,于是就成了《阿甘正传》。

  所以,王子率万人远征十年,走三万里送给公主一百船玫瑰花,乃是史诗级的爱情;而男孩花一天走三里送一朵玫瑰花给姑娘,大多是初中生玩暗恋。

  所以,传奇里的倾国倾城,要胜过白头到老的寻常男女。但如果去掉那些累加的数量级,去掉头衔和璀璨的语言装饰,传奇和日常生活其实都一样,纠缠于一些最单纯直率的感情(爱、恨、贪婪、焦虑、恐慌、欢乐、悲伤与希望)之中。

  (张秋伟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代表作和被代表作》一书,邝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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