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

作者:刘敏 摘自:读者

  165块赊账

  2018年11月末的一天,给一摞书扫完码,卿松说:“都打6折,一共165块钱。”

  中年男人掏出手机,发现没电关机了。他翻找衣兜,身上的现金不够。卿松看看书,又看看男人,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男人想了个办法,他先把书拿回去,回家给手机充上电,再转账到书店的微信上。卿松痛快地答应了。他给那6本关于法国艺术史的专著捆上绳,目送男人抱着这摞书出了门。

  直到半小时后,被太太邓雨虹抱怨前,37岁的卿松都没意识到这一单有什么问题。豆瓣书店每天销售两三千块钱,毛利率约20%,还要扣除房租、水电费、店员工资各项成本。如果165块不到账,小半天就白干了。

  “他说打钱,就肯定会打的嘛。”卿松嘟囔着。他性格温暾,有张圆圆的娃娃脸,小个子,是个好脾气的中年人。卿松抱着一种平静的态度,好像从不会为什么事发怒起急。“放心吧,会到账的。”

  豆瓣书店已经开了14年了,小店一直开在北大东门1公里外的一处小屋中,主营人文社科类打折书。这一度是个赚钱的生意。在2009年年底,卿松抢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团的清仓库存——《洛丽塔》《屠格涅夫文集》《论摄影》……这些市面上稀缺的书,大批量出现在书店里,还打5折。

  在那几个月,每天傍晚上新书时,北大、清华的学生都跑到书店里,守着两张桌子拼成的新书台,一包书传过来,大家争抢着拆开牛皮纸,好第一时间抢占自己想要的那一本。

  在行情最好的时期,豆瓣书店每天能卖6000多块钱,这让卿松凑够一笔首付,夫妻俩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

  转折点是2010年,京东“6·18”特价活动那天,连豆瓣书店的店员都守在电脑前抢一套半价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实体店的衰亡自此开始。五道口附近一度赫赫有名的品牌书店都消失了,留下的几家,也都生存在倒闭的阴影下。库存书中寻宝

  2003年,22岁的卿松刚到风入松书店打工时,看起来怯懦、内向。他出身农村,家里很穷,上小学时在城里亲戚家寄宿,却一直被当校长的姨父家暴。在学校、在家,姨父毫无来由的打骂,让他长期精神高度紧张。放学后,卿松孤立无援,一个人藏在安静的学校厕所里,挨到饭点才回家。读书时,卿松总拿着一本盗版的路遥的《人生》来回翻:“举着一本书,别人就不来打扰你了,实际上什么内容我都没看进去。”

  来到北京,他在北大朗润园里租了一个大杂院的单间,一边泡图书馆,一边在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打工。

  当时风入松的经理是卢德金,对店里各种图书如数家珍,拿起一本书,从译者、出版社、责任编辑到版本区别都能讲上半天。

  有一天,卢德金路过“科普”书架,随意地从角落里抽出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怎么放这儿了?”卢德金问。没有人回答,书放在这儿一年多了,从没人买。现在卿松知道,这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经典著作,分析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演变,应该放在“科学哲学”,至少放在“哲学”架子上。“摆出去看一下。”卢德金随手把书交给卿松,让他放在新书台上。《科学革命的结构》此后一直被留在推荐位,一年卖出了五六十本。

  在书台上,卢德金摆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学研究”等主题图书,把库房里积压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拿出来,重磅推出,一周卖出上百本。

  跟着“卢大师”,卿松第一次发现,书店其实是一个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行当。“真正的高手就是在大家都不了解的时候,我说这书不错,而且能得到(顾客的)认可。”

  22岁的卿松开始展露出一种沉默的执拗,他整日泡在风入松,试着读加缪、卡夫卡。书中很多细节如今都已淡忘了,他只记得《罪与罚》的主人公也是个贫苦青年,这个悲剧故事让他“精神都要崩溃了,整个人极其恍惚”,这种激烈的阅读体验让他至今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卿松记得住每一本书的位置,文学区店员邓雨虹托他找一本艺术书,他连着三天忙忘了,等到大家跟店里借书时,卿松看到小邓借了一本《驼背小人》。“天啊,她喜欢读本雅明!”卿松终于把这个女孩记得牢牢的。

  在书店,卿松体会到被器重的滋味。老卢让他编内刊,推举他做店长,等到2004年卿松离职时,老卢把自己在北大周末书市的地摊也转给了他和他的女朋友邓雨虹。

  摊位只是一米宽、两米长的木板,两个人用自行车驮书,一人弓背往前推,一人低头捡掉下来的书。等送到地方,從脚尖到头发丝都在往外喷汗,内衣已经湿透了。有时赶上天气不好,先去的人就发短信:风大,速送鹅卵石过来。

  书摊卖的是出版社积压的库存书,卿松反复证明,一些库存书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读者。第一笔生意,是卖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套书从《周易》《楚辞》,到契诃夫、萧伯纳,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社科经典,在市面上并不多见,拿到北大校园打5折出售,很多人一捆一捆地抢购,一个周末就卖了两千多块。

  书摊渐渐变成北大东门外的小门市店,卿松也渐渐掌握了卢德金点石成金的本事。在新书里挑宝贝太容易了,榜单那么多,推荐语比书做得还漂亮;从旧书中选宝贝才考验知识量。从书堆里找到一本多年前的好书,卿松会立刻心跳加速,一种强烈的快感迅速袭来,一直延续到这本书上架为止。等到有懂行的顾客发现宝贝,惊叫“这本书你们都有?!”——期待的反馈出现了,那种战栗的快感再次降临。老熟人与偷书贼

  在11月末的那个夜晚,165块钱迟迟没有到账。卿松回忆中年男人的脸,记不清这是不是一个老顾客了。

  豆瓣书店有很多常客,包括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卿松给近十家出版社设计过新书封面和内页。编辑们常常跑到书店的小仓库,一下午又一下午地跟他对着屏幕调整版式。

  另一位熟客,是清华的曾老师,他年过八旬,四五年前,每天都来店里转一圈。有一年冬天,他开始每天带一份饭菜,逛完书店,再去给住院的老伴送饭。第二年开春,曾老师还天天出现在书店里,但那份饭菜已经不见了。

  邓雨虹眼看着曾老师越来越瘦,人渐渐枯干下去,记忆力也明显减退,总把买重的书拿回来退。老人来店里的频率越来越混乱,直到最后不再出现。两年后,邓雨虹终于忍不住跟常来的清华老师打听,得知曾老师早已不在了。

  时间在豆瓣书店是静止的。卿松指着墙上几年前的一张旧照让我看,我实在看不出区别,他笑了一下:“当时整洁一些。”

  少有的变化是,书店新安装了监控——邓雨虹很反感监视读者,直到5年前的一天,刚摆到书台上的书,不到一小时,就被偷走两本。发现时书台还很平整——偷书贼从旁边书架抽了两本书,偷偷垫在书堆里,然后把最值钱的两本摄影集拿走了,一本是森山大道的《犬的记忆》,一本是荒木经惟的《东京日和》。

  两本书都是铜版纸印刷的,定价126元,豆瓣书店的进价是75.6元。邓雨虹愤怒地在网上写日记计算:

  “昨日我们的流水1585.7元,毛利是475.7元,一天的店面房租是372元,不算库房租金、不算水电费、不算车费、不算电话宽带费,所有员工不吃不喝白干,净利润是103.7元。谢谢您,我们还剩了28.1元。”

  这个其貌不扬的书店,吸引的是同一个段位的读书人,连偷书贼都是斯文的相貌,各有独特的品位,偷古籍研究,偷研究宋元明器物的扬之水专著,也偷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

  “我无法理解,之前不算朋友,也算熟人,能没事儿过来聊聊天什么的。”比丢书更让邓雨虹生气的是,“就为了偷这么一本书,你可能失去一个书店,没办法再来了,不觉得这个损失有点儿大吗?他觉得值吗?”侥幸的避难所

  卿松从来没想过离开北京大学、五道口、蓝旗营。他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2003年,他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在租住的大杂院,卿松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的氛围。同院男孩自称要做导演,因为“当演员有什么意思?演员又表达不了自己的想法”;广东女孩家境殷实,去过西藏,会画画,狂热地旁听北大的课程,天天开个烂吉普车在校园里乱跑;院子里还有正宗的北大学生,一个四川的小姑娘,瘦瘦小小的,因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报了地球物理学系,自己搬到大杂院里住,天天写诗;更多的人是来考研考博的,有人几年都考不上,潦倒地“漂”在校园里,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哲学。

  最窘迫的时候,卿松兜里只剩7块钱,靠几包挂面过了一周。为了赚伙食费,卿松去风入松书店找了份兼職,在那里,他遇到了卢德金,认识了邓雨虹,无意识地给未来的人生抛下了两根锚。

  13年过去了,风入松倒闭了,北大开始严格限制入校外来者数量,那批自由的年轻人早已四散,剩下卿松和邓雨虹两个人。

  书店以后怎么办?“等开不下去了再说。”夫妇俩埋首在各自的日常工作中,邓雨虹已经把店里一整个书架的日本推理小说读完了;卿松躲在小仓库里画画,他梦想以后有一天能好好画一下“真正美好的东西”:在去城里寄宿之前,他也有过无忧无虑的农村童年生活,水塘、农田,那些记忆都是彩色的,没有被恐惧玷污过。

  小仓库一年比一年拥挤,卿松攒了许多没有再版的旧书。这些书常常是放在书店里,突然有一天,被顾客四五本连着抱走,再一查,才发现这些书已经被炒成了高价。卿松囤积了一批属于自己的库存,它们印刻着不同时代的阅读偏好,那是被他记录的一个小世界。

  最近店员小钟要离职了,她从银行辞职后来做店员,收入减半,但能睡到自然醒。工作马上满两年,她打算重新回到大公司找份工作。邓雨虹招过很多类似的店员,他们是前插画师、民谣歌手、律师事务所助理。其中一个人形容,豆瓣书店有点儿像大海里可供中途歇脚的小岛,是一个城市里的避难所。

  在2018年年末的这个夜晚,周五9点,小岛要休息了。卿松顺着脖子掏出一张公交卡,他打算一会儿到家继续看《镜花缘》,那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唐代幻想世界,他期待能给这本书画一本连环画。

  这一夜豆瓣书店暂且是安全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卿松看了眼手机,语气欣喜地说,“165块钱到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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