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酷到骨子里

作者:姜雯 摘自:读者读者

  无论是看网上的照片,还是见到他本人,阿来给人的感觉都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但与他交谈时,不经意间就会被他的幽默感染。

  我说他的成都方言讲得真好,阿来说台湾方言他也会:“啊,这样子哦。”我问他的生日,他哼唱起“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

  但当阿来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仿佛随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属于文学的世界,那里有像歌声一般的句子,带着深远的意义。在阿来的文学世界里,你可以闻到土地的芬芳,听到画眉的欢叫,感觉到藏地的风,看到人在自然里、在雪山下、在宿命中。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今马尔康市),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200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是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也是第一个得奖的藏族作家。2017年,凭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和散文《士与绅的最后遭逢》,阿来成为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与散文的首个双奖得主;2018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震后十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一带,发生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

  地震时,阿来正坐在成都家中的书桌前写作《格萨尔王》,突然之间,整栋楼都在摇晃。震完之后阿来才跑到楼下,看到了大城市的脆弱——交通瘫痪,水电全部出了问题,电话没有信号。直到天近黄昏,成都的通信才慢慢恢复。阿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志愿者组织,地震第三天便动身去了灾区。

  震后七八天的时候,废墟下面还有很多人没被挖出来。

  解放军战士和灾民进入帐篷,阿来回到他的车里,四周很安静,只有一台挖掘机还在工作。挖出来的人,被消毒,装入袋子,埋进大坑,撒上石灰,一个坑埋50个人。

  夜越深,声音越响。阿来很疲惫,却睡不着,看着天空。“天天都是阴天,小雨,又闷,还臭。那天晚上,天突然晴了,满天都是星星。在那种环境下过了那么多天,感觉星星好美。我想,若真的有灵魂,可能这会儿他们有些就是新的星星了。”

  “哭声也没了,我就好想有点声音。”阿来找出车上的CD,是莫扎特的《安魂曲》,虽然之前听过很多次,但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就特别想听,我想起那些旋律、那些合唱。”

  在那个时候放音乐,阿来担心受难者家属会不会揍他,但他还是没忍住,就小声地悄悄放,可为了听清交响乐的动人效果,忍不住就把音量越调越大。后来阿来发现有几个人走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就站在车的周围,也跟着听,听完了,默默走开。

  “我想,除了这种音乐,没有什么音乐适合那样的时刻。人家不觉得是亵渎亡灵,不觉得是冒犯,反而觉得体现出对亡灵的一种追思、赞颂,对生命的一种留恋,甚至相信可能有一个冉冉上升的灵魂。

  “当时我就想,如果写地震,一定要这样写。不止悲惨,不止壮烈,里头一定要有一种回肠荡气的美感,这种美感是洗礼,是遇难者的血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

  离开灾区以后,阿来和几个朋友自发辗转于各地,为灾区筹款,几个月后才回到书桌前,重拾《格萨尔王》的书写。那时候有很多人向阿来约稿写这次地震,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艺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可以轻易实现的,没准备好你干不了。”

  这一“准备”就是10年。10年后的同一天,同样的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张桌子,同一把椅子,阿来也同样在写一部关于探险家的小说。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的警报声响起,阿来又蒙了。

  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在书桌前静坐了半个小时,动都没动。半小时后,阿来关掉了正在写作的文档,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了《云中记》的写作。

  才写了两三行,当时灾区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阿来顿时泪流不止。“大堆的死难者和残肢,当时都没有那种情绪反应,因为太多了。但那一刻好像止不住了,我赶紧把书房的门关了,怕家里人看见笑话我,我边写边流泪。虽然写的时候很冷静,大家看不出来。”只能是文学

  “我就是跟中国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说,国家好,大家就好,这是真的。可能现在年轻人很难体会,但我们这一代,尤其是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感觉很强烈。”

  阿来的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在他出生的1959年,因为政治问题,他的家庭从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在四川西北部只有20多户人家的卡尔古村生活。阿来

  初中毕业后,阿来回到农村。那时知青都要下乡,但阿来本来就是农村家庭。“文革”期间,他觉得什么好事都不会落到他身上。读书的时候他的成绩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但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继续在农村挖虫草。半年后,阿坝州要修水电站,阿来报名,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阿来18岁。初中老师捎信让他去参加考试,他一天也没复习,没有复习资料,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那时候不知道改革开放即将发生,觉得我们那些家庭不可能。”

  但阿来还是决定去参加考试。那晚阿来下班已经是午夜,天很冷,他吃了点东西,把一个手电筒绑在自行车上,连夜骑几十里的山路去县城考试。

  “骑到县城天亮了,一晚没睡就进考场,就是这样考上的。”阿来说。

  考上后阿来进入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去当小学老师,因为工作表现出色,一年后被调入中学,隔年被调到县中学教高中。阿来的最高学历一直都是中专,他不追求学历,但从未停止大量阅读、广泛学习,走到哪里都背着书。他现在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办公室的书架、桌子、沙发、茶几、地上,全都堆满了书。“一天不读书跟没吃饭一样。”

  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后,阿来被调入由阿坝州文化局主管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却在1996年37岁的时候辞去安逸的工作,应聘至成都的《科幻世界》工作,两年后成为主编。

  他在《大地的阶梯》中曾经写道,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一来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片群山环抱的大地,并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

  阿来在《科幻世界》任职的10年期间,缔造了这本杂志的辉煌。《科幻世界》从亏损转为盈利,一度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那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

  阿来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当时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理由是太高雅,读者更愿意读一些大众化的东西,例如琼瑶的小说。阿来坚持,除非错别字,一个标点都不改。“我沒办法改,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不出版,大不了将来不写作,但是我写过这本书。”

  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尘埃落定》得以在1998年出版,一面世就非同凡响。有人问他,怎么能想到“爱情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这么美的句子。阿来说,有时在用中文写作时觉得修辞很一般,就会用藏语想一想,发现藏语的表述更为生动。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他想出来的,因为这就是鲜活的生活本身啊。

  在藏族聚居地区,十几岁的年轻人情欲萌动,便会互相试探,而且婚前性行为并不被禁止。老年人便会开玩笑说:“你看,这些人骨头又冒泡泡了。”意思是说他们变轻了。这不是轻浮的意思,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赞赏,觉得年轻人该享受这些。

  阿来说,文学是充满感官的世界——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写年轻人的爱情,首先是身体的,然后才是情。而文学作品的深刻,是感情的深刻;文学作品的深度,是体验的深度。因此阿来才能把年轻人的情欲萌动写得既美好又自然。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的创作能量源源不断,《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空山》《就这样日益丰盈》等多部作品相继出版。为了全心写作《格萨尔王》,阿来在《科幻世界》发展最好的时候辞职离开。

  阿来尊重自己的每份工作,无论是拖拉机手、教师、编辑,他都做得很出色。“糊弄人家就是糊弄自己,荒废自己。每段不同的经历都是对自我的建设,我觉得一个文化人,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故乡和解

  “我出生在山里,更重要的是,我写作的对象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中,我关注的人群生活在那里,所以一有空我就去。”

  阿来的“深入生活”既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也非社会学研究那样带着明确目的的。例如他写剧本《攀登者》时,就去登了珠峰。对他来说,生活的体验是融合在广阔的自然之中的,他会随时停下来观察动物、植物,“顺便就把路走了”。

  每写一本书,确定了书写的区域后,阿来都要去那里很多次。这两年他写关于探险家的故事,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他就去了7次,而且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短。

  阿来有个习惯,每写完一本书,都会回到书写的地方再走一遍,借着佛教的说法,他称之为“还愿”。

  “我会背着我的新书,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放一本。就是交给自然,交给风雨,并不是希望它永存,我想让清风来翻阅它,雨水来淋湿它,这也是自然阅读并感应书的方式,如果它们有意志。”

  他要感谢那片土地,因为他所完成的一切,都是那片土地给予的。写完《云中记》,阿来专门给汽车换了两个轮胎,想回当年地震时去过的地方走一遭,可惜后来因为《攀登者》的创作没去成。

  每写完一部小说,阿来都像经历了一场情感浩劫。“每次都有点像一场恋爱结束的感觉——把你变得很苍白以后,人很长时间其实处在一种很疲倦,甚至有点抑郁的状态。因为还在小说的情境里,那种走动刚好让情感恢复。水库被放空了,要再把水装满。”

  景色优美的马尔康,有森林、雪山、草地、河流,但阿来曾经对故乡的土地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我30岁以前没那种感觉,只想远离它,甚至有点恨它。”

  想逃却逃不掉,阿来决定重新去认识故乡,他徒步游历、调查、搜集资料,在大历史中寻找小历史,最终与故乡达成真正的和解。

  阿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尤其是从普通人身上,找到使社会更温暖、更和谐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跟生活、跟世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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