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听不得二胡如泣如诉之声

作者:祝羽捷 摘自:读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万物皆有欢喜处》一书

  舅舅算不上真正的手艺人。他二胡拉得好,对琴的细节要求高,不满意市面上卖的琴,就自己做琴。他无师自通,偶尔也会给别人做,渐渐地成了做二胡的行家。查出肝癌时,舅舅才47岁。单位给他放了长假,他停薪留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情况好转,便回家静养。舅舅没了工作,也没了原先配给他的车,倒是有了大把时间可以拉琴、做琴。

  舅舅生性内向,平日不喜欢流露情感。只有在拉琴的时候,他会眯起眼睛,嘴角上扬,跟着节奏摇头晃脑,手腕舞动,很是陶醉。过去每年春节,他都要在外公家给我们表演,用激昂的音乐代替漂亮的吉祥话。在静养的日子里,他反而不喜欢在家拉琴,常常晚上去公园的小山丘上坐着,孤零零的。舅妈有时去寻他,在背后听完曲子,回来说,声音不一样,没以前喜庆了。两个人生活久了,只闻其声,便心领神会。

  舅舅为什么喜欢拉二胡,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二胡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舅舅年轻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中断了学习,被分配到胜利油田。当时胜利油田的气氛正热火朝天,志之所向,追赶大庆。舅舅口才一般,不喜欢当众讲话,但他一表人才,大眼睛大酒窝,斯文俊朗,是文工团里拉二胡的好手。那个时候没处买琴,就靠自己动手做。

  不知道他在油田劳动的时候有没有吃太多苦头,可以肯定的是,他人缘好,回家之后,陆陆续续还有战友来找他叙旧。舅妈也是那个时候来外公家串门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不像一般的姑娘等着介绍人安排相亲。听说舅舅一开始没看上她,有别的心仪对象,是个性格内向的女孩,两个人都不善沟通,一直扭扭捏捏的。舅妈是家里的长女,从小有主意,脾气大,几个弟弟都怕她,一言不合就被她打,泼辣得很。有一次舅舅去外地出差,她没打招呼就坐火车追随而去,又跟舅舅一起兴高采烈地回来。两个人没多久就结婚了,后来生了表哥。

  我们家的长辈似乎有好为人师的习惯。外公书法好,每个小孩都要学毛笔字;舅舅二胡拉得好,就承担教每个小孩拉琴的责任,也给每个小孩发一把琴。我们最初都觉得摆弄二胡好玩儿,可一开始学,美好的幻想就破灭了。学二胡特别枯燥,一个指法得练很多遍,且不像钢琴,至少每个键按下去声音是悦耳的。二胡的一个音阶要拉很久才能把音拉准、拉好听,光拉长弓,我就花了好几个月,才把音拉准。

  一只手将弓从根部拉到尾部,另一只手按弦,我们的小手细皮嫩肉,按久了,手特别疼,手指肚被勒出一道条纹,又红又肿。所有的孩子都坚持不下去了,表哥考学,表弟迷上足球,表妹恃宠,只有我还在练习,倒不是因为热爱,是恰好每周末舅舅接我下作文课,送我回家之后就顺便教琴。搬两把椅子坐下,琴立在左腿上,他一把,我一把,腰板儿挺直,架势做足。

  他给自己做的那把琴真是漂亮,不比不知道,首先重量就是我那把的两倍,质感也不同。他的琴杆锃亮,不是油漆刷出来的亮,而是手摸出来的亮;琴头如玉,有柔美的曲线;琴弓上雪白的马尾毛,均匀有光泽;音窗像苏州园林里的一扇镂空花窗,灵秀典雅。每次拉琴前,我们都要给马尾毛涂松香,松香像磨刀石一样被握在手里,味道如森林中泥土的芬芳。我特别喜欢上松香的过程,慢慢地拖着步骤,这样可以少练一会儿琴。我还有别的逃课高招,有时候舅舅送我回家,我就在路上装睡,那时还不是电梯房,他背我上楼,我趴在他的背上,感受到的是宽厚和温暖。舅舅会把我交给爸妈,我自然逃过这一次的练习。

  虽然根本没有想过要把琴学到什么程度,但我每次见到舅舅的二胡,都流露出情有独钟的表情,羡慕地一遍又一遍地摸舅舅的琴。他承诺,只要我学会拉《战马奔腾》,就再给我做一把足够美的琴。

  我问:“那是用什么木头?”

  他说:“用紫檀,跟我这把一样。”

  我又问:“琴皮呢?”

  他说:“用最好看的蟒皮,没上过色的。”

  我满意地说:“拉钩。”

  他说:“拉钩。”

  我相信舅舅不会食言。因为不乏二胡爱好者请他做琴,他从不轻易答应,但只要答应了,就一定会兑现承诺。

  每次拉完琴,舅舅都要在客厅和妈妈聊天,我在房间里写作业。舅舅走后,我看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插满烟屁股,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惆怅。长大后我才慢慢了解一些家里的事,舅舅是家里的长子,好像总有愁不完的事,忙完单位的,忙全家的,回到家还常常要跟舅妈怄气。他们俩性格很不一样,舅舅喜静,舅妈喜动;舅舅寡言,舅妈刀子嘴。性格不同竟不能互补,舅舅這个闷葫芦常常惹恼舅妈。有了矛盾,舅妈喜欢大闹一场,该发泄的都发泄,闹完雨过天晴,舅舅总是生闷气,最多瞪瞪眼,也不发作,有时气鼓鼓地来我家,一晚上把烟灰缸塞满才走。

  舅舅生病后,不能劳累,与琴为伴。舅妈也变得温柔起来,负责他的起居,时不时带一些所谓的偏方回来,熬一锅苦涩的中药。那时的我正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偶尔见到舅舅,也不再学琴,《战马奔腾》始终没能完整地拉下来,二胡被放在琴盒里收了起来,琴盒上落了一层灰。他只是叮嘱我别有太大压力,尽力而为。赋闲在家,百无聊赖,他用做琴打发时间。他告诉我,已经开始给我做琴,只是进度很慢,要先履行对外人的承诺,才能轮到我。

  按照医生的叮嘱,舅舅隔三岔五回医院复查,一年后病情恶化,重新住进医院。他跟我说,医院乏味极了,让我把他的二胡拿来。二胡拿来了,他怕扰人,拎着琴去外面晒太阳,坐下一拉,竟成一景,不少穿着病号服的人不下棋了,也不抠指甲了,围过来聆听、喝彩。舅舅的二胡,成为病友们无趣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他还不满足,跟我说:“你悄悄地把我做琴的工具带来。”

  我说:“医生能同意吗?”

  他说:“我不能天天干躺着。”

  我想,他有个寄托也挺好。

  我刚要起身出发,他又说:“舅舅这次住进来,恐怕是走不了了。”

  这话让我头皮发麻,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可以安慰他。我还是太稚嫩,连表演也不会,本能地闪躲,赶紧跑去他家。走进他的房间,我看见挂在墙上的二胡琴架,拉开抽屉,看到他收藏的蟒皮,鳞大皮厚。我搜罗了一袋子的东西,坐公交车回医院。

  回来的时候,舅舅已经睡着了,以前挺魁梧的一个人,现在看上去头大身子小。病房里住的都是跟舅舅病情相似的人,没有人的表情是轻松的,没有人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即便微笑着冲我打招呼,那嘴角都像挂着铅块。人只要生了癌,就像被怪兽咬伤过一样,无论做什么都携带着伤口,根本不能愈合。

  大一放暑假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舅舅。一见到我,他就特别开心地告诉我,二胡做好了,就等着我来了。我接过二胡,同时被舅舅的脸色吓了一跳。他的脸是蜡黄色的,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皮包骨头。如果走在大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因为他太瘦,眼睛显得更大了,眼窝深陷。面对至亲,我竟然有点害怕,不敢看他。

  来医院看舅舅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他躺在床上,随时等待被人“参观”,连以前的老街坊、老领导也来了。访客们总是说着一些吉利的话,还会说:“等你好了,给我拉琴。”“等你给我做把二胡,赶紧养病啊。”出了门,就会叹息、摇头,还有个神神道道的老街坊,出来说看到已故的外婆来接舅舅走。

  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虽然大家都瞒住实情,但舅舅肯定察觉到自己大限已至。有个哥们儿来看他的时候,他负气说:“不就是一死嘛。”他很少说这样丧气的话,但那句我听到了,作为男人的尊严都在这句话里了。他每天像个没有灵魂的物品一样,被医生们不停地摆弄着。我每次去看他,他的情况都更加糟糕:这次来,他眼白已经泛黄了;下次来,他便血;再来,他不能进食了……他从来没要过东西吃,突然说想吃猕猴桃,我立刻哭着跑出去买,擦干眼泪回到病房。他已经禁食几天,水也不能喝,嘴唇如干树皮,我只能用棉签浸了猕猴桃的汁液涂在他的嘴唇上,他急得直用舌头舔。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说:“你赶紧来医院,你舅舅快不行了。”我赶到医院时,舅舅正躺在急救室,医生让我们进去见他最后一面。舅妈一进去,摸着舅舅的脚,发现是冰冷的,便破口大骂:“为什么没人给我爱人盖脚,没人发现他脚是凉的吗?”她骂骂咧咧地拿来毯子裹住舅舅的脚,像个无理取闹的小孩。

  医生问舅舅叫什么名字,他迷糊了,竟说着自己的乳名“祥子”。再问,就没了声音,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围上来在他胸腔电击。我们已经泣不成声,一边哭,一边各自喊着他,表哥喊“爸爸”,妈妈喊“哥哥”,我喊“舅舅”,舅妈喊“老公”,正在抢救他的年轻女护士也跟着我们哭,有个医生这才想起把我们赶到外面去。那是我长这么大离死神最近的一次。从那之后,我相信灵魂是有重量的,因为每当舅舅的身体因电击弹起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的身体一次比一次轻盈,灵魂正被抽走,没有谁可以阻止。

  舅舅火化的那天,根据习俗,要在火葬场外做祭祀,磕头,烧纸钱,还要焚烧舅舅在阴间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老人说,不把东西烧全了,去世的人会给活人托梦来要的。我怀里抱着舅舅生前最喜欢的那把二胡,那把他亲手做的最满意的作品,跟在捧着遗像的表哥后面。

  舅媽说:“你把二胡丢进火里吧,你舅到了那边还要用呢。”

  那把琴真沉,琴弓挂在琴轴上。我的脸贴着它,闻到琴弦上的松香,想着舅舅生前没少护理它。那把琴真是光滑,虽是木头的却像贝母的,可以想见舅舅生前抚摸了它多少次。我舍不得松手,抱住琴就好像抱着舅舅。舅妈说:“丢进火里吧,让它去另一个世界陪你舅。”

  此后,我再也不碰二胡。我很少梦见舅舅,老人说是因为他疼我,所以才不来打扰我。即使他出现在梦里,也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东西。舅舅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白驹过隙,也许某一天我就会跟他一个岁数。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也能体会人生的种种,或喜或悲,心态渐如拉弓般平稳,但我再也听不得二胡那如泣如诉之声。

  (一米阳光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万物皆有欢喜处》一书,李晓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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