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一封信里装着什么

　　“电子邮件永远不会沾上泪水”

　　我曾收到一封几乎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信。2011年，那时我正躺在协和医院的ICU里，写信的人是我的父亲。写信的那天下午，他刚刚拿到医院对我下发的病危通知书。我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那封信是他当时想要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唯一能够抛出的绳索了。我得的是凶险的非典型性肺炎，从发病到住进ICU只间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所以身体经历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种感受，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生恐惧的：ICU里弥漫的死亡气息。

　　头顶24小时都不会熄灭的白色灯光取代了昼夜轮替，枕边的机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动，发出房间里唯一的声响。那些用来隔开病床的布帘，让房间保持着诡秘，更显得毫无生气，但也许这样更好——每当它们被拉开的瞬间，我就会和“邻居们”打个照面，他们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着的导管让脸部扭曲而狰狞。他们是那样安静和僵硬，像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护理人员要花些力气才能帮他们翻身，他们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样令人头疼——只要主治医生一露面，就会拽住他的衣角大哭着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个“寂静岭”中，我几乎不能确定意识的清醒是幸运还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个小时可以见到家人，他们排着队，换上无菌的罩衫，一个接一个地进来，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话，有的人哭，有的人强忍着不哭。我拥有一个亲戚众多的大家庭，半个小时被迅速地切分成一个个两三分钟。我几乎没有听进去任何人的话，只是拉着每一个人，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想出去。现在想想，他们可能会觉得当时的我已经神志不清了。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我写信的。他先是向我介绍了我的病情，医生的态度，以及ICU里的设备，甚至包括通风系统之类，以说明我为什么要被关在那个他也“不想多待一分钟”的地方。前两页信纸上，他是一个异常冷静的父亲。他回避了“病危通知书”或者“死亡”这样比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后果”来向我说明病情。这使我当时并没能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死亡的边缘。所以，这些内容，瞬间就被我抛到脑后了。

　　但他笔锋一转，写道：“姑娘，爸爸这辈子没有做太有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养大。”我刚刚准备逃离就被它擊中，整个人跌落在接下去的字里行间。那里面的父亲和我熟悉的充满自信的形象相距甚远。他正慢慢把自己变小，示弱，纸上涂涂改改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闪躲。“只能让你和妈妈达到吃饱穿暖这一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线，没有让你们娘俩享什么福。我只有这么大的能量了，愧！”他接着检讨了自己的倔脾气和诸多缺点，我不得不认真地读下去。直到他开始述说自己那唯一且我无论如何必须继承的优点——遇事冷静。他要我冷静下来。

　　他对我说：“我的姑娘，我们全都在看着你，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帮不上你什么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这时不想对你说，我们有多痛心、难过，宝贝求你快好吧，这些让人心酸、打击意志的话。”“人生要的是过程，不要结果，可人在得病的时候，别去管过程，只要结果。”我没法回信，但结果是，我活下来了。我绝不会说是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确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过这一封父亲的信。毫无疑问，信里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之后，我再也没打开过它，却始终不会忘记它。终于拿起来重读的时候，信纸已经发黄了。父亲的字很好看，虽然写得密密麻麻，比平时多了些凌乱。这一次，我意外地发现，落款的“3月2日”被他写成了“2月2日”。原来，信里要我冷静的父亲，竟一直写到末尾都在慌张地落笔。

　　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说：“电子邮件永远不会沾上泪水。”是的，它也不会让你看到写信者的停顿、修改，他的迟疑和自我否定，更不会让你发现一个父亲的故作镇定。“请写得长一点，使信封上非贴两张邮票不可”

　　“在一个已经没有人写信的地方，谁还需要邮差呢？”

　　那天，我随手翻开一本小说《高山上的小邮局》。主人公一上来就开始唉声叹气。不知道为什么，这倒让我读了下去。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波韦尼尔的小村子，和很多地方一样，那儿有一个已经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邮局。有一天，邮局里唯一的邮差萨拉收到了一封来自上司的电子邮件，通知她不久将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即将关闭波韦尼尔的邮局。萨拉45岁，独自带着3个孩子生活，离开从小长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无法接受的改变。

　　80岁的罗莎是萨拉的邻居，她想帮萨拉。于是，罗莎写了一封信——萨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递的信，而老罗莎也恰恰有话要说。那是一封几乎写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岁时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罗莎要在信中解释自己对友情的背叛——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韦尔的红娘，最终却变成了阿韦尔的新娘。60年来，她都没有这份勇气说明，萨拉的遭遇恰恰给了她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罗莎在信的末尾写道，她并不期望答复，因此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没留下。她只想求对方一件事。“很简单，像我这样，写一封信。信的长短、写得好坏都不重要。然后你把信寄给村里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她肯定会理解背井离乡抚养几个孩子有多么艰难。即便你不认识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点滴。我们大家一起创建一个文字接龙，让它长达首府，坚固得让那里的人不能切断。”她很生气地说，“首府那边说我们不喜欢寄信也不喜欢收信。他们怎么敢这么说！”

　　就这样，波韦尼尔村里开始了一场书信接龙，最终，因为需要投递的书信越来越多，萨拉被成功地留了下来。恐怕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会在老罗莎寄出第一封信时就猜到这个结局。是的，这个故事足够温情，却也足够老套。所以，对于故事的情节走向，我读的时候几乎按下了快进，但遇到书里的每一封信，却又不自觉地慢下来，读得仔仔细细。信件总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读下去的吸引力。

　　与其说那些参与书信接龙的人是在给别人写信，不如说他们是在写给自己，读别人的信，读到的也是自己。他们想要用一封信来改变萨拉的命运，最终改变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罗莎，她一辈子都在自言自语：“如果我能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除了写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离开村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罗莎不祈求对方的回信，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终读到信的人会是谁，太晚了。但写出来，她至少可以与自己和解了。

　　小说里的细枝末节不断地掀动着我关于信件的记忆。书里，一个收到信的少年兴奋到狂奔：“一道光从他绿色的眼眸里闪过。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边跑，一边听自己牛仔裤后兜里的纸簌簌作响。这个声音似乎是一种暗示。”兜里装着一封会簌簌作响的信，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总是有魔力让人对其视若珍宝，翘首以盼。

　　我曾读到契诃夫不止一次地催促爱人来信：“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写得长一点，使得信封上非贴两张邮票不可。”还有拿破仑为了得到来信而对爱人发出的嗔怪：“你从来不给我写信，你不爱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然而，你却连六行字都没给他写过，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写的也好。高贵的女士，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呢？什么事这么重要，竟使你忙得没有时间给你忠诚的爱人写信呢……我的爱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确实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给我写上四页信来，四页充满甜蜜话语的信，我将感到无限快慰。”“放兩天，想想看该不该寄给你”

　　我曾在一封书信中见过一段真实且难得的友情，那是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信中黄永玉说起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几日小住的经历，他们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开着拖拉机拉两三吨的柴回家，他们坐在米勒亲手做的木凳上、饭桌边吃饭，他感觉到米勒全身心的细胞都是那么活跃。他对曹禺说：“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我那时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他接着写道：“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多么严厉的批评，看得我汗毛直立。黄永玉说：“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

　　虽然信的末尾似乎有些迟疑：“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诽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给你。”曹禺收到了这封信，不仅收到了，他还让女儿去街上买了一个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页一页地放了进去，以便他觉得疲乏或对自己失去信心时，这些词句能督促他拿起笔再写下去。在回信中，曹禺说起他与黄永玉见面谈心不过两次，后一次还有别的朋友在。那么，能得此坦率的批评真的不易。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写在信里，黄永玉会开口直言吗？“将某种共识展现给人类”

　　在古希腊，书信被认为是“灵魂的眼睛”，大致是说，书信能够暴露一个人的个性，因此，西方的人物传记中多会有一章“信件”，以显示其真实性。当书信被结集独立出版后，则更是被当作重要的传记材料，英国19世纪的文学研究就非常提倡“传记与书信”的模式。如今，人们依然普遍认为，没有读过一位名人的书信（尤其是作家），就不算是真正地了解他。

　　出版书信似乎成了展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的方法，许多名家就是为了防止去世之后被他人立传，还特意在生前毁掉自己的日记和书信。

　　但也有学者认为，书信的自传性也许并不能与传记材料相提并论。书信通常只是写给某一个人读的，这种针对性，使作者在写作时很可能刻意地搭建出一个“人设”，从而掩盖了作者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一定要追寻所谓的真实吗？一个“真实”的鲁迅、“真实”的萨特、“真实”的爱因斯坦或者菲茨杰拉德，我们真的需要吗？我们想要的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书信里，我们见到了。

　　有学者进而认为，比起历史书上的正史，包括书信在内的不起眼的史料，比如回忆录、日记、文学传记等等，都更具真实性。自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是的确，一些书信参与了历史性的时刻，甚至改写了历史。1939年，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尤金·维格纳商谈之后，签署了一封写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信中告知铀元素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能源，“它可能被用来制造一种新型的极具威力的炸弹”，并且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在这封信的推动下，罗斯福建立了“铀顾问委员会”，这一委员会逐渐演变成“曼哈顿计划”，1945年被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就是在这一研究计划中制造出来的。因此，爱因斯坦后来认为这封信是“一生中的重大错误”。

　　一位英国学者指出，那些得以留存的书信真正的意义其实在于“有能力将某种共识展现给人类”。这种共识既是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里提出的那些诚恳的建议，是王尔德在给一位年轻的读者回信中解释“一切艺术都毫无用处”，更是某种情感。它很可能来自一段炽烈的爱情表白，虽然不属于我们，却可以让我们想起在爱情里的自己，或者它只是一块巧克力，没有一个字，但会让人想起一段无可替代的友情。

　　一天，我打开一本书信集，它所收录的第一封信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60年写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的。她在信中说：“我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站在烤着一只鹌鹑的烤架前。我想到我在巴尔莫勒尔堡答应给您滴面烤饼的配方，却一直没寄给您。于是我在此附上，希望您制作成功。”然后，她真的在信里附上了一张配方，配料的用量足够16个人享用。你看，我们真的永远也无法想象一封信里会装着什么。

　　（漆园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本刊节选，王青图）